人民调解组织结构体系初探

□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沙头街道司法所 李志刚


【摘要】 文章从调解组织的效率研究出发，重点探索我国人民调解组织结构的优化整合途径和机制。文章阐述了我国人民调解组织的结构现状，指出了当前我国人民调解组织在结构安排上存在的主要弊端，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民调解组织结构安排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组织 结构 效率 立法 对策
【作者简介】 李志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生、法学研究生毕业，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社会矛盾调解中心驻沙头派出所工作室副组长、人民调解员，湖南省都市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经济论坛“学者专栏”学者，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信息处信息员，深圳市专家工作联合会专家，《专家视线》杂志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2007年初至今，已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00多宗，其中重大意外事故死亡纠纷4宗、重大群体性劳资纠纷1宗、重大经济纠纷近10宗。研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主要业绩已编入《中国学术大百科全书》专家学者卷、香港《风云》杂志，获“中国知名专家学者”称号。


调解是除诉讼、仲裁之外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堪称解决社会矛盾的“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也将调解纳入了ADR制度，甚至有超越诉讼的态势。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解放思想，对调解工作越来越重视。党的十七大要求，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稳定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本文从调解组织[1]的效率研究出发，重点探索我国人民调解组织结构的优化整合途径和机制。
一、人民调解组织的结构现状
从我国现行的法制状况来看，我国的调解机制[2]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人民调解、专业调解两大类。人民调解是专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的调解。专业调解是指专业组织主持下的调解，如消费调解、医疗调解等。相应地，调解组织也就可以划分为人民调解组织、专业调解组织两大类。
人民调解组织是我国调解组织中的主要门类，在调处社会矛盾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被人们称为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人民调解组织90多万个，拥有人民调解员近800万人[3]。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07年底的8年间，全国人民调解员调解了各类民间纠纷4000多万件，调解成功率95%，通过调解工作，防止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刑事案件近50万件，防止因民间纠纷激化导致当事人自杀25万多件，制止群众性械斗和群体性上访80多万起，先后有万名人民调解员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表彰，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改革开放和和谐社会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目前我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设立在下列部门或单位组织：（1）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2）乡镇、街道；（3）企业事业单位；（4）行业性组织。其中第（1）项是传统的、基本的、狭义的人民调解组织，第（2）、（3）、（4）是广义的、拓延的人民调解组织。另外，近两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新形式：（1）个人调解工作室，如上海等地；（2）合作型调解工作室，如北京4名专家教授建立的合作型调解工作室；（3）街道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如深圳等地。当前，随着社会矛盾出现的不断复杂化、多样化特征，我国一些地区还开展了多部门联合的调解活动，人民调解组织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1）警民联调，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社会矛盾调解中心驻沙头派出所工作室（沙头派出所民调室）主要根据110报警电话配合公安机关试点调解民间纠纷、行政案件的民事部分、轻微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部分，在2007年成功调解了各类矛盾纠纷达1000多宗，调解成功率达98%，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实效，2007年8月19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永康同志视察沙头派出所期间，得到了中央及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2）综司联调，李志刚同志、姚达武同志（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司法所）于2006年在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信息快报》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开展“综司联调”活动的建议，得到了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及司法所领导的支持；（3）将人民调解的触角拓伸到消费维权等专业性调解领域，李志刚同志、姚达武同志于2006年在深圳《信息快报》提出了在消费者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议并纳入了李志刚同志、吴爱民同志（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撰写的《深圳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建议稿）》、《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建议稿》[5]等专家立法建议稿之中，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司法所也在是年与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利用全国“12.4”普法宣传日活动的契机率先在全市联合开展了“消法进社区”活动；（4）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组织联合开展审前调解、联合调解等，如深圳福田区等。
随着党的十六届四中、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召开，各级党委、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越来越高度重视，人民调解组织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凸现，也越来越蓬勃发展壮大。
二、当前人民调解组织在结构安排上存在的主要弊端
兼顾公平与效率是邓小平理论关于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我们研究人民调解组织结构安排的重要理论依据。
调解是具有东方民族传统特色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从历史渊源来看，《东周列国志》提到“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善于排困解难，笔者以为，他应该可以算作是我国的第一位民间“调解员”了。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来看，调解的真正兴起，应该是元末明初。当时在中国广大的乡村，乡绅长老开始利用自己独特的权威性在宗族调解族人之间的家庭、邻里等纠纷，这种方法一直流传到近代。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肯定了调解的作用，在抗日根据地、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马锡武调解方式”，出台了晋察冀边区调解制度等人民调解法规，为革命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将人民调解纳入了民事诉讼法范畴并颁布了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加强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制度建设，将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新时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进一步拓宽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巩固、健全、发展多种形式的人民调解组织的设想。2002年，我国还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将人民调解工作与民事诉讼有效接轨，进一步提高了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将人民调解写入了全会文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全体人民的意志升华为全党的意志，极大地促进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
从一定角度来说，组织效率与组织的权威性成正相关。人民调解不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生力军”。提高人民调解效率的关键在于提高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权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当今社会对人民调解的要求也不再是传统的“乡绅长老”和“婆婆老老”利用个人在群众中的权威性的调解活动了，这是一种低效率的调解活动，而是以法律、政策、社会公德为依托，充分发挥组织的效能和效率，充分发挥组织的权威性的调解活动。
目前，我国人民调解组织在结构安排上存在以下主要弊端：
（1）组织结构性质单一。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人民调解组织的性质是群众性组织，群众对其信赖程度较低，调解的社会权威性较低，因而组织的整体效能和效率较低。在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社会矛盾调解中心驻沙头派出所工作室的警民联调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损毁财物等治安案件占全部纠纷调解的70%以上，这些都是已经较为激化的矛盾纠纷，其调处稍有不慎、不及时，极其容易转化为群体性械斗或刑事案件，单靠公安机关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而人民调解组织的群众性组织的法律性质也抑制了它配合公安机关解决矛盾冲突的效能和效率，因而新时期迫切要求人民组织的法律性质走向多层次化、多样化的道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群众对人民调解群众组织仍持怀疑态度，无论大纠纷还是小纠纷，治安案件还是一般民事、经济纠纷，往往选择110报警后调解解决。根据笔者的了解，一些社区工作站一年仅调解民间纠纷十几宗，纠纷难度稍大则难以调解，而我们沙头派出所民调室在警民联调工作中一天就要调解纯粹民间纠纷、行政案件的民事部分纠纷达到十几宗之多，不少纠纷的调处难度较大，如2007年，在街道司法所的指导下，我室成功调处了重大意外事故死亡纠纷3宗、重大群体性劳资纠纷1宗、重大经济纠纷近10宗，无1宗纠纷转化为群众性械斗事件、刑事案件。目前，我室的人员管理由区司法局负责，业务指导由街道司法所负责，日常工作管理由派出所负责。我们依靠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两大行政机关的有利地位和权威性，在调解中基本解决了法院诉讼程序普遍存在的“诉累”和“执行难”两大难题。据统计，我室受理的纠纷基本上能在24小时之内完成调解工作，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99%以上都能当场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履行率达100%，提升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效率，实现了人民调解工作的便利性、快捷性、及时性要求，实现了“即时受理、即时调解、即时化解、即时履行”的民调室总体工作目标，为促进辖区转变社会治安管理形势、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调解范围受到较大的局限性。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是民间纠纷，组织效率较低，也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警民联调等人民调解工作新领域发展的迫切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理念、新观点不断呈现，我国采纳了社区矫正的基层司法新思路，联合国也提出了恢复性司法活动的新设想，人们对刑事犯罪的法制理念也从传统的惩罚性思想转变为重新恢复社区安宁的新思想，从传统的以“打击”为主走向以教育引导、“恢复”为主的新趋势，要求通过调解的手段以达到救济受害人、教育犯罪人的目的，化被动为主动，从而稳定社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样，对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人民调解的理念从传统的“民间纠纷”拓广到“社会矛盾纠纷”，要求人民调解组织的结构安排也不断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发展。然而，我国现行法对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范围受到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远景发展，难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奋斗目标。
（3）人民调解员的工作呈分散化、单兵化作战的局面，难以发挥组织效能和效率。目前，我国战斗在调解第一线的人民调解员基本分散在各乡村、社区，只能调处一般的婚姻家庭、邻里、宅基地等纠纷，降低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效率，而社会影响较大的群体性纠纷、群体性上访事件、突发性事件仍然需要由司法所利用其行政部门的有利地位和权威性来调处解决。笔者从深圳有的司法所了解到，他们平均每天都要受理矛盾纠纷1宗以上，对于这些纠纷，基层人民调解员都难以完成调解任务，而司法所目前编制仅为3人，还要办理其他重要工作任务，如普法宣传、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法律服务等，因而从一定程度上牵掣了基层司法所的工作力量。
（4）不利于建立多层次化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呈现复杂化、多层次化、多样化的趋势，要求人民调解组织也根据纠纷的多层次而采取多样化的性质，而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组织结构安排由于其属于群众性组织性质，结构单一，效率较低，因而难以适应解决群体性、专业性、应急性、社会影响性较大的矛盾纠纷以及群体性上访事件的迫切需要。
三、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结构安排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社会治安形势有待进一步好转，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诉求复杂化、表现激烈化、相互关联化、化解难度大等新特征，它涉及群众根本利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民调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繁重任务。笔者认为，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制度，首先要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的结构安排问题。
（一）建立多层次化、多样化的人民调解组织结构体系
我国目前亟待开展人民调解组织结构优化调整，转变单一组织结构性质的状况，提升人民调解组织的权威性，提升人民调解组织的效率，促进社会矛盾的快速、有效解决。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根据矛盾纠纷的复杂化、关联化程度，建立多层次化、多样化的人民调解组织结构。总的思路和设想是，采取事业单位与群众性组织并存、一般与专业相结合、鼓励专家学者和律师参与人民调解工作的原则设立人民调解组织：（1）保持现行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机制或框架结构不变，其仍然属于群众性组织，主要调处案情简单、涉及人数较少、涉及金额较小的民间纠纷；（2）发动社会力量“办调解”，发挥专家学者、离退休老法官、老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工作者的主观能动作用，鼓励其建立合伙制人民调解服务所（社）开展人民调解工作，鼓励社会学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发挥专长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在条件具备的适当时期，可以引导合伙制人民调解服务所（社）走向法律服务、商业调解的道路；（3）拓宽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领域，将人民调解工作的触角拓伸到消费维权、交通运输、劳动保障、物业管理、房地产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领域；（4）在市辖区、不辖区的市、县司法局统一建立社会矛盾调解中心，集中优势兵力，发挥技术特长，主要调处案情复杂程度较高、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金额较大的社会矛盾纠纷；（5）司法局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应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的直属事业单位，下设重大社会矛盾纠纷应急分队和人民调解工作站（室），配备专用车辆、电脑、传真机、复印机等设施；（6）重大社会矛盾纠纷应急分队主要调处大案要案，调处社会影响较大的群体性纠纷、群体性上访事件和突发性事件等重大社会矛盾纠纷，释放基层司法所的工作力量，使其从日益繁重的具体纠纷调处工作中解放出来，缓解工作任务较重与工作人员较少的矛盾，以便将工作重心转向对人民调解组织工作的日常指导，努力行使好普法宣传、社区矫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法律服务等基层司法行政职能；（7）人民调解工作站（室）是司法局社会矛盾调解中心设立在派出所、消费者协会（委员会）、交警队、工商所、房屋租赁管理所的派出工作机构，主要调处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矛盾纠纷，释放政府专业职能工作部门的工作力量，使其工作重心转向行政执法工作，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效率。这样，我国就可以逐步形成“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合伙制人民调解服务所（社）”的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结构模式，形成多层次化、多样化的人民调解组织结构发展方向。
笔者之所以提出建立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的设想，并强调其属于事业单位性质，主要目的在于转变现行人民调解组织结构安排中存在的组织效率较低、权威性较低的状况，不断提升人民调解组织的社会权威性和组织效率，及时、有效、高效地解决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日益诉求复杂化、表现激烈化、相互关联化、化解难度大的不良趋势。
二、加快人民调解立法建设步伐，推进人民调解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整合
我国虽然制定了民事诉讼法、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但仍然比较零散，缺乏一部系统的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法，不能适应新时期人民调解发展形势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民调解工作快速发展。笔者曾在2007年撰写了《关于制定〈人民调解法〉的建议》，委托马志国代表在两会期间转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我们应该很高兴地看到，国务院已正式将《人民调解法》列入了立法计划，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也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草案》（专家建议稿），这将极大地推进我国人民调解工作的立法进程。
笔者认为，我国的人民调解法可以采取以下的立法框架结构：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人民调解组织；第三章，人民调解员；第四章，纠纷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第五章，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制度；第六章，人民调解工作纪律和人民调解庭纪律；第七章，社会矛盾纠纷的受理；第八章，人民调解协议及其履行和执行；第九章，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第十章，人民调解与行政调处、司法调解的衔接；第十一章，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的衔接；第十二章，附则。
在人民调解的组织立法和程序立法上，笔者建议：
（1）拓展纠纷的外延。将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纠纷范围从传统的“民间纠纷”拓宽到“社会矛盾纠纷”。
（2）优化人民调解组织结构。建立“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合伙制人民调解服务所（社）”的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结构模式，以逐步形成多层次化、多样化的人民调解组织结构安排发展方向。
（3）建立国家财政预算扶持与地方财政预算支持相结合制度。对人民调解组织的财政支持应当按照“地方财政预算为主，国家财政预算为辅，收益单位适当补充”的原则，以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4）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民调解员资格考试制度和后续教育制度。司法部统一命题考试、统一颁发人民调解员资格证书。为减轻法律工作者的考试负担，人民调解员资格考试应当与国家法律服务工作人员的资格考试相互通用，人民调解员可以参加法律服务所的工作。
（5）建立审前裁前人民调解制度。对于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民事案件或者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的案件，当事人双方在审理前或者仲裁前愿意按照人民调解解决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可以委托相应的社会矛盾调解中心调解处理。其人民调解协议书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调解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6）建立先期人民调解制度。人民法院对于应当按照简易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告知当事人先到相应的社会矛盾调解中心调解处理。其人民调解协议书与人民法院调解书应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7）建立适用简易民事诉讼程序原则。对于当事人持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简易诉讼程序审理，以减少诉讼时间和诉讼成本。此种情况，人民法院应当不再启动法庭内调解程序。
（8）建立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执行程序。一是针对有金钱履行义务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建立支付令制度。二是针对公证机构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建立长效、科学的人民调解教育机制，促进人民调解组织的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规范化建设
搞好人民调解组织的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规范化建设，首先就在于建立长效、科学的人民调解教育机制：
（1）加强人民调解专业建设。目前，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尚没有建立起人民调解专业，因而人民调解员的知识面十分的零碎，导致调解的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民调解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笔者建议，我国可以在政法类大学和重点大学的法学院率先开展人民调解的专业教育，培养一批系统掌握人民调解知识的研究生、本科生、大专生，使人民调解工作能够实现新陈代谢，理论联系实际，增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促进人民调解组织的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规范化建设。
（2）加强人民调解教师队伍的建设。教育行政机关应当逐步将人民调解纳入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教育体系教学课程，成为教育系统基本课程的组成部分，编写相关教育大纲和成人教育大纲，建立专门的人民调解教育师资队伍，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理论研究，组织力量编写、出版与人民调解教育相关的教材和刊物。同时，我们还与社区法制学校相结合，建立人民调解教育基地，邀请优秀调解员讲授人民调解实践经验和课程，总结和推广成功优秀人民调解员的经验做法，发挥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辐射带动作用，学用并举，促进人民调解事业蓬勃发展。
（3）在社会工作专业增加人民调解的学习科目。调解也是社会工作者的一项基本技能。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后一般会从事社工、社区管理等工作，工作中必然会触及到社会矛盾，因而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教授一点调解知识，对其将来的工作成长有一定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4）加强人民调解教材体系建设。各级教育机构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人民调解教材体系建设。人民调解教材体系主要可分为七类：一是调解类，主要包括调解学、人民调解概论、谈判学、口才学等；二是政治类，主要包括政治学、中共党史、政策学等；三是哲学类，主要包括中国哲学史、伦理学、普通逻辑学等；四是法律类，主要包括法理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中国民法史、宪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行政法学、劳动法学、证据法学、国际私法、经济法学、消费者法学、房地产法学等；五是心理学类，主要包括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咨询心理学、法律心理学（或司法心理学）、调解心理学等；六是社会学类，主要包括社会学、社会工作、社区管理等；七是选修类，如法医学、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行政管理、治安管理、产品质量法、立法学、法律逻辑学、物业管理、档案管理等。有些科目的教材可以使用现行教材；有些科目的教材，可能需要研究、重编，如调解学、调解心理学、人民调解概论、谈判学等。
科学发展观要求构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调解组织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我们应当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人民调解立法建设，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的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促进人民调解事业上新台阶，为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社会和谐氛围。
从仲裁法的解释谈起
——建议尽快制定国内仲裁促进法

王善炯*


[摘要]我国的国内仲裁事业确实到了应该认真考虑加快发展以及如何加快发展的紧要关头。本文首先否定了目前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必要性，同时就其他促进国内仲裁事业快速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也进行了简单评述，最终提出了笔者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文章认为：参照仲裁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目前我们不宜采用修改仲裁法或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方法来达到促进仲裁事业大发展的目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寄希望于中国仲裁协会的成立，更不能采取某些人主张的“顺其自然，优胜劣汰”的观点。文章最终认为：推动我国仲裁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应该通过制定专门的国内仲裁促进法的方式，用专门性的法律来解决制约国内仲裁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事业新局面。
[主题词]仲裁法 法律解释 司法解释 仲裁协会 国内仲裁 促进法
引 题
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正在拟订对仲裁法进行综合性的司法解释，2003年2月底已经拿出了征求意见稿，看来仲裁法终于要出比较系统的司法解释了！得此消息，广大仲裁业内人士，大多表现得兴奋异常。确实，仲裁法颁布实施几年来，仲裁业内人士和仲裁法学界，要求对仲裁法，尤其是其中涉及仲裁协议的形式和法院对仲裁的监督部分，作出必要解释或修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是大家对仲裁发展日益关注的体现，但同时也集中说明了业界解决仲裁发展问题的希冀所在。在此，笔者觉得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问题，仔细研究通过这些途径，是否能迅速而彻底地消除目前制约我国仲裁发展的种种因素，尽早实现2002年济南全国仲裁发展工作座谈会确定的仲裁事业发展的奋斗目标。
一、他山之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探讨目前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仲裁发达国家曾经的做法。
据笔者粗略考察，国外对解决仲裁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比较通行的“做法”，除了进行仲裁立法（包括对仲裁相关法律进行修订）之外，主要还是借助仲裁自身的调整和适应去化解矛盾、消除冲突，而鲜有对仲裁法律进行解释的先例。换句话说，外国先行者们对待其曾经的仲裁事业发展的窘境，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放任”姿态。我们很难说，别人通常也采取对仲裁法律进行解释的方法来界定和处理仲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包括我们身边的日本等，都是仲裁比较先进和发达的国家，同时这些国家跨越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但他们主要都是通过立法方式（或单独的仲裁立法，或在民事基本法律中规定仲裁方面的内容）确立仲裁法律地位及基本原则；通过仲裁机构（参照行业性仲裁规则示范文本）制定仲裁规则的方式，规范仲裁行为和仲裁程序；通过仲裁协会、仲裁机构（包括临时的仲裁庭）约定俗成的纪律规则，确立仲裁职业规范，护佑仲裁声誉。总之，很大程度上，别人走的正是我们一直怨声载道的路子。他们曾经也是相当艰难的。如果说其间有什么转折的话，无疑首推1958年6月10日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的成功签订。但笔者认为，纽约公约的通过，是建立在众多国家仲裁制度和仲裁事业的巨大发展的基础上的。如果说纽约公约推动了国际范围内的仲裁制度和仲裁事业的发展，勿宁说是国际范围内的仲裁制度和仲裁事业的发展造就了纽约公约及其今日的辉煌。
仲裁大国们的事业经历也正说明了仲裁发展不可避免的曲折性。当然，不可否认，其间也存在个别国家个别影响重大的前证案例对仲裁发展，尤其是其国内仲裁的发展起到过极大的促进作用的情况 。
二、我国国情
简单了解了国外仲裁曾经的艰难历程，下面来分析一下仲裁法的解释将面临的实际情况。
（一）仲裁法解释的目的分析
解释法律，必须有其必要性，这就涉及到解释的目的分析。分析仲裁法解释的目的，首先应从要求解释的缘起出发，但我们也不应局限于此。
笔者认为，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即将出台，还是仲裁业界的巨大呼声，都是迫于目前我国国内仲裁实践及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及遭遇的不良境况与巨大压力。几年来的仲裁实践已经表明，影响我国国内仲裁生存的不良因素始终与仲裁事业相伴而快速发展着。更进一步来说，威胁我国仲裁发展的不是制度上的缺陷，而是制度下的抵触力量，尤其是基层法院相关司法人员对仲裁的抵触 。正因如此，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目的主要应在于进一步规范仲裁行为，协调仲裁机构与相关各方面（尤其是相关法院）的关系，促进我国仲裁事业健康、快速发展。但我们的最终目的更在于切实强化仲裁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发挥仲裁保障相关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
（二）仲裁法解释的可行性分析
限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仲裁法作出解释，无非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两种有效途径。
1、法律解释
根据我国的立法制度，适用法律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1）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而且一般来讲，法律解释的制定主体、程序以及法律效力均与本体法律一样。所以，与仲裁法一样，对仲裁法作出的法律解释，解决的是涉及仲裁法自身的规定的具体含义或是适用依据不明确等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实在有必要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话，法律解释算是目前比较可行且正确的方式了，但毫无疑问仍有哗众取宠之嫌 ，不如直接修改仲裁法（这也是其他众多国家曾采取的方法）。
换句话说，笔者这里并不赞成目前情况下对仲裁法进行法律解释或是进行重大修改。首先，如上所述，无论是修改仲裁法还是作出相应的法律解释，都很少涉及剔除外界阻碍仲裁发展的不良因素的问题，是对上述仲裁法解释的最终目的的一种间接的用力，并不能直接解决仲裁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问题。其次，如下所述（见本文第三部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比修改仲裁法或是对仲裁法进行法律解释更直接、更全面、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2、司法解释
这更是笔者不能苟同的方式。笔者认为，对仲裁法进行通常的司法解释甚至根本就是不宜采取的方式。首先，审判类司法解释解决的仅仅是审判机关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 ，具有先天的实体问题无权性（而正如引题所言，仲裁法屡受指摘的主要是其部分实体性规定的疏漏），所以也就决定了它解决不了目前我国仲裁的关键问题，更别提去解决仲裁事业发展中的众多其他问题了。其次，即使单讲法律适用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解决了，也并不能肯定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仲裁实践、乃至仲裁事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这也只是诉讼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因为，正如业界所坚持的，司法解释对仲裁的直接适用存在着法理依据的缺失。另外，笔者认为关键性的根源在于，目前众多基层法院对仲裁的片面认识以及由此而发的对仲裁百般刁难的现状 ，即使不能否定高法的良好初衷，但至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司法解释的现实不可行性。
其实，也许正是因为与仲裁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些先天性的不足，使得高法几年来作出的众多这方面的司法解释显得零乱错杂、短期效应明显，始终难成体系。
（三）其他观点
从仲裁法的解释、修改到仲裁体制完善的方方面面，业界都有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下面主要从促进仲裁发展的举措方面再列举一些观点，并简单谈谈笔者的看法。
1、尽快成立中国仲裁协会
据笔者了解，目前许多仲裁机构，尤其是处于事业发展中下游的仲裁机构，把其仲裁事业、乃至整个国家的仲裁事业的未来都寄希望于中国仲裁协会的早日成立，包括行业性仲裁规则示范文本的尽快出台；把仲裁发展中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中国仲裁协会成立后的全面监督、管理、支持和协调。笔者认为，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对中国仲裁协会职能的认识一定要定位准确：中国仲裁协会不能带有任何的行政管理部门色彩。否则，成立仲裁协会不仅无助于推动中国仲裁事业向前发展，最终，仲裁协会可能成为仲裁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归根到底，中国仲裁协会与行业性仲裁规则示范文本主要帮助解决的是仲裁行业内部自律以及仲裁程序的完善、统一问题，甚至正如人们期望的，或许也可以同时消除仲裁发展中的其他一些内部问题，但它不应当负责也不可能解决仲裁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实际上早有专家指出，在目前仲裁法尚未修改完善、国内仲裁机构发展极不平衡、仲裁理念颇有分歧的情况下，成立中国仲裁协会的条件尚未成熟 。而且，即使中国仲裁协会成立了，也不应具有过多的监督、管理、协调职能；即使出台行业性仲裁规则示范文本，也必须由各个仲裁机构结合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量体剪裁，方可适用。
2、顺其自然，优胜劣汰
与上述观点相反，也有观点认为，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没有必要追求全面的、共同的、和谐一致的进步，针对目前各地各仲裁机构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应该顺其自然，优胜劣汰。同时，还有许多人认为，我国仲裁事业全面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无非就是部分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仲裁机构目前财政上、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加以解决。比如，仲裁机构在财政上的临时困难，可引入社会投资来解决，仲裁机构信誉的建立及事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市场的竞争、激励机制来完成，仲裁队伍的高效管理，可以通过建立仲裁机构及仲裁员、仲裁工作人员的过错责任制度来实现 。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仲裁法的立法初衷，同时也侵害了目前相对弱势的仲裁群体的发展权。大家知道，我国根据发展需要，通过仲裁立法，确立了机构仲裁、依法仲裁、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等法律原则。毫无疑问，为了贯彻实施这些原则，充分保障相关法律主体的仲裁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健发展，国家应该提供尽可能全方位的仲裁法律服务，这些服务不是单靠少数几个发展较快的仲裁机构就能胜任的 。如果只是个别的发达地区（目前主要是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发展仲裁事业，无疑等于实际上剥夺了广大其他地区的绝大多数的民商法律主体选择仲裁、通过仲裁解决相关纠纷的权利，这与当初国家出台仲裁法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同时，因为众多仲裁机构目前的困境，主要原因并不在他们自身，而且他们目前极为有限的事业积累，如果直面残酷的市场竞争的话，显得太过脆弱，所以，单靠所谓的市场机制的仓促引入，不仅无助于众多比较困难的仲裁机构事业的巩固、发展，甚至可以讲，对其事业的发展而言无异于是拔苗助长、雪上加霜，等于实际剥夺了其事业发展权利，是对其极端的不负责任。
三、建议尽快制定《国内仲裁促进法》
综合各方面的种种认识、观点和建议，笔者认为，只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出台一部专门的《国内仲裁促进法》，才是解决目前我国国内仲裁事业发展所遇到的各方面的问题、早日实现中国仲裁事业跨越式大发展的根本性方案。
（一）制定促进法的必要性分析
仲裁作为一种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手段，是随着各国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19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相继通过制定国内法的方式，在诉讼之外，追加仲裁作为最终解决当事人民商事争议的新的途径。我国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推动全面改革开放和应对入世的需要，也于1994年匆忙出台了统一的仲裁法，将原有的14部法律、80多部行政法规、近200多部地方性法规中对仲裁的零散规定统一起来，将仲裁职能从行政机关剥离，由各地重新组建的社会团体性质的仲裁机构统一行使，同时规定了仲裁的一些基本原则 。这些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目前须接受政府法制部门领导的“国情”，我国仲裁制度的改革算是一步到位的。
然而，改革的成果如何呢？一句话，成果显著，压力更大。首先，仲裁规模与民商诉讼规模的差距仍然过大，难以正常发挥仲裁的职能作用。据了解，截止2002年底，全国仲裁机构七年多收案超过5万件，标的额逾千亿元；2001年到2002年，全国仲裁机构受理案件数及涉案总标的额分别达到仲裁法实施前五年的总和，超过仲裁法实施前三年的总和的四倍 。但1998至2002五年间，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2362万件，诉讼标的总金额达31971亿元，其中，同属仲裁受案范围的民商案件超过1460万件 。其次，全国各地仲裁事业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众多仲裁机构存在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 ，2000年，全国仲裁机构年收案超过100件的只有22家，2001年上升到33家；2000年，全国仲裁机构年收案不足50件的有近120家，2001年仍然超过100家。而同期北京、广州、深圳、武汉等仲裁委员会一家的年收案数均在千件左右。就拿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地区来讲，仲裁发展形势也是不容乐观。据笔者估算，2000年到2002年，地处江苏的13家仲裁机构每年仲裁收案数和涉案标的额总规模，仅仅相当于上述几个较大的仲裁机构中的一家的规模。
可以说，仲裁法颁布实施八年多来，在各级政府法制部门的领导下，我们或许超期走完了别人超过8年仍未走完的路，尤其近两年，我们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大。但别人比我们早走了何止8年，甚至何止80年——英国早在1697年即颁布了第一部仲裁法 ！时不我待，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按部就班地慢慢走完别人走过的剩下的路程了。党的十六大报告也要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有谁能否认我们的仲裁事业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报告留给我们的是仅仅不到20年的“开创新局面”的期限！
（二）制定促进法的可行性分析
虽然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国家建设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这种情况早可谓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了。我们一贯的对策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事特办，集中精力，加快发展。比如，2002年一年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三部促进法。因此，在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通过制定专门的促进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加速事业发展，在我国是早有先例的，并且是屡试不爽、越来越受青睐的方法。
同时，采取制定促进法的方式推动全国仲裁事业大发展，具有许多其他方案不具备的优势。简单讲，这里至少有三个突出优势。第一，层次高。作为法律，促进法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具有极高的立法主体层次和法律效力层次。第二，影响大。制定、实施法律是一种国家行为，学习、贯彻法律是全社会的义务，无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还是普通市场经济主体，包括广大人民群众，都有义务按照促进法的有关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共同促进仲裁事业全面发展。第三，好办事。促进法由于其极高的立法主体层次、法律效力层次和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必然具有好办事的优势。任何相关单位和个人如果不按照促进法的规定，为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推波助澜，甚至暗中阻挠、恶意破坏，就是实施违法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严重的甚至可以构成犯罪，受到刑事处罚。
因此，笔者认为，为推动我国仲裁事业全面、健康、快速发展，尽快制定专门的国内仲裁促进法，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以及紧接着的全方位的学法、执法、司法，来祛除目前萦绕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的恶劣氛围，营造仲裁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仲裁事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应该是最佳的方案。
（三）促进法方案概述
1、制定促进法的指导思想及立法要求
关于立法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应该充分体现前述关于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目的的分析归纳内容，即强化仲裁合法地位，改善仲裁事业发展环境，保障仲裁事业稳健、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仲裁保障民商法律主体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为了体现这一指导思想，应该坚持和强调以下立法要求：第一，保护仲裁机构合法地位和权益。针对绝大多数仲裁机构相对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弱势，经常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促进法总则还是具体章节，都要作出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仲裁的独立地位及其他相关合法权益，不得对仲裁机构非法摊派、收费和无理刁难。司法机关不得歧视仲裁裁决，不得对仲裁裁决的执行、与仲裁相关的证据保全及财产保全等请求附加不平等的收费或审查条件。第二，积极扶持仲裁事业发展。这应该是促进法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所在。要明确规定扶持仲裁事业发展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对创业扶持、司法支持、制度创新、社会扶助等促进仲裁发展的具体内容分章作出系统规定。第三，大力提倡开展仲裁理论及仲裁实务研究，努力探索中国仲裁事业发展新的途径。
2、促进法的体系及主要内容
由于仲裁法早有关于仲裁实体、仲裁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故促进法的主要任务只限于理顺本应早就理顺的因仲裁事业发展而引起的复杂关系，解决本应解决的促进仲裁事业良性发展的问题。所以，与其他促进法一样，国内仲裁促进法只是为了加快仲裁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一时之需，是中国特色特事特办精神的体现，是一部临时性、辅助性、实用性的法律，其体系和主要内容可以相对体现短期性、可行性和讲究实效性的特点，而不必过于讲求严密性、逻辑性、统一性。具体来讲，除促进法的总则和附则外，对创业扶持、司法支持、制度创新、社会扶助等能有效解决仲裁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促进仲裁事业良性发展的内容均应分章作出详细规定，规定的内容要体现促进法的特点，注重问题的解决，注重发展的实效。通过促进法的全面规定，保证能有效地改善国内仲裁的发展环境，保障仲裁事业健康发展。
3、促进法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