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父权维系千年的原因之探微 ——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断想
丘云卿

一、读书：关于父权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时时处处体现身份等级的社会，在这个身份等级社会里，最大的特征之一莫过于存在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开篇一章“家族”中，简单以服制为准界定家族范围之后，随即以洋洋洒洒上万言的篇幅来论述父权。此等篇章安排并非瞿老思之所及而文之所至，乃是蕴涵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深刻的理解。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讲究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但无论是上至皇族或是下至贫民中，这种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莫于家族之中，而父权的绝对权威则将家族之中的伦常关系体现到了极致。父权的存在意味着父权主体（家长）与非父权主体（妻妾子女等）地位的普遍不平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不了解父权就根本不可能具体理解封建社会身份等级的森严。是以瞿老以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来论述父权，颇含深意。
瞿老并没有为父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字里行间对父权的阐述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父权是封建家族的家长对其家族中一切人和物的最高支配权。基于父权家长得以支配家族的财产，以及“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它“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1]
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体现在家族中的方方面面，[2]其体现在瞿老文中俯拾皆是，以下概括列举一二：
一是父权之杀生大权。[3]古人云：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说得正是父亲基于父权掌控对子女的杀生大权。昔日秦二世矫始皇诏赐蒙恬及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安敢复请？”不敢半点违抗父权，堪称“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典范。
二是父权之绝对财产权。《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家长对家族财产具有绝对的财产权，子女充其量只能享有使用权，而绝对不能享有处分权。甚至对子孙擅自处分家财动辄究以刑事责任——“历代法律对于同居卑幼不得家长的许可而私自擅用家财，皆有刑事处分，按照所动用的价值而决定身体刑的轻重，少则笞一十二十，多则杖至一百”。[4]
三是父权之神圣不可侵犯。封建社会的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突出的体现是父母人身权利的不可侵犯。首先，父母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骂并不为罪，而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5]再者便是父母身体不可侵犯，主要体现在对冒犯父母的严刑峻罚上：子孙殴父母（不论是否有伤及伤势轻重），斩；误伤、过失致父母死，斩；违犯教令，以至父母报忿轻生者，绞。[6]可见，父母的身体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一旦冒犯，法律不究子孙主观是否有过错，一律杀无赦（极个别得到皇帝怜悯例外）。
此外封建家长还牢牢掌控着其他“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7]可见封建父权不能不谓其至高无上程度已达极致。

二、断想：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千年？

父权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古代罗马时期，家父权就已盛行，罗马帝国后期，公民权渐至普及，家父权也随之渐小，[8]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父权最终归于消灭，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跨越。然而在中国，父权的权威历经封建社会二千余年而不衰，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废除“老爷”“大人”等称谓后，父权地位才在形式上被推翻。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两千余年之久？
父权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下的父权，因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父权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及，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等级制度是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的：封建兴而父权盛，封建灭则父权亡（至少形式上如此）。因此，封建的历史就是父权的历史，剖析封建社会的根基就得以明了父权凭何得以维系千年之久。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封建社会结构可分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建立在这两大阶级的不断斗争的语境之中。因而维持封建统治的关键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把农民阶级牢牢掌握在股掌之中？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或开明或暴虐，统治手法千差万别，但有一个政策是历朝历代始终一脉相承的，那就是重农抑商政策。其总的方针是重农抑商，抑制兼并，辱商贵民。具体体现：一是重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9]二是禁止商人为官，“贾人不得为吏，犯者以律论”，“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10]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达数千年之久？如果不明白封建社会存在于什么经济基础，那是无法理解为何封建统治者对重农抑商政策是如此偏爱的。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给自足”。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体制下，农民阶级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除去缴给地主的地租外，农民阶级全部农耕活动的收入仅仅足够自给自足。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掩盖着一个简单的真理：人们只有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础生活资料需求上才能进一步参与政治、宗教、文化活动。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的日劳夜作所得只能“自给自足”以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根本不具备参与政治生活的物质条件。因此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在政治毫无地位，所以地主阶级得以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在政治上压迫农民。这是实行“重农”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封建统治阶层早已意识到“重农”的重要——《商君书•农战》云：“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实行重农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农民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生活理想局限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黎民不饥不寒”。[11]这和父权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其基本以放牧、打猎为生，生存条件比较恶劣，在游牧民族里，权威的形成往往更大程度上凭借个体强悍勇猛的表现。中华民族大多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同，其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环境比较优越，农业生产活动是较为稳定的生产活动，生产周期较长，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一方面，农耕活动的体力劳动性使男子既是劳动的主力，也是农业生产经验的集大成者，这使男子在家族中处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农耕家族中的子女因为年幼、毫无经济地位以及农业生产经验的缺乏使他们无法脱离家族而独立生存，只能依附于家族，依附于家长。另外在宗法传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家长在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家族中建立了父权的权威。
解决了为何“重农”的问题，剖析统治者进行“抑商”的理由及其与父权的关系就变得相对容易。商品交换是作为动词的“商”的题中之意。“商”即商业的发展要求要有商品经济的环境，或者说“商”的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从商品属性的角度来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2]它拒绝特权，拒绝身份。商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市民社会权利意识的兴起。显然这与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严重冲突的——如果人人都要求平等，要求权利，那么首先父权的权威受到挑战，进而危及君权地位。这显然是统治者坚决不能容忍的。另外，商业的发展会导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同乐”，[13]这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14]是以历朝封建统治者坚决“抑商”以维护父权权威，保障君权地位。
因此，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维护自然经济基础是维系封建社会千年的根本，也是父权得以维系的基础,一言而蔽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使然。
封建社会及父权得以维系千年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基础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儒家思想也是父权建立与维系的重要思想因素。
自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被定为一尊，作为官方正统的统治思想而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为“礼治”，讲究“亲亲、尊尊”。“尊尊”维护君权之神圣，“亲亲”标榜父权的地位。儒家宣扬“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15]教导人们“在家行孝，出门尽忠”，“忠孝一体，忠为大义，孝为小义”。即于家要严守父子之礼，不得僭越伦常而触犯父权；于国要谨尊君臣之道，不得有损君威而冒犯天颜。在“礼治”的旗号下，统治者标榜“孝治天下”。具体施行时更是恩威并施：一方面大力表彰孝行，甚至推举“孝悌”为官，以示皇恩浩荡；另一方面，“不孝”名列“重罪十条”，处罚极重，彰显孝道威严——《孝经》云：“五兴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齐、隋以后不孝更成了十恶不赦的重罪进行严厉处罚。可谓做到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这样一来，在“孝道”的赏罚齐下之下，父权屹立千年而不倒。何谓“孝”？除了今人理解的意义外，在封建语境下的另外一个意思便是：逆来顺受。习惯于“逆来顺受”的人们又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挑战父权的权威？
概括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奥妙在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自然经济为父权的产生与维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儒家礼治尤其是孝道思想为父权的维系提供广泛的精神支柱，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广泛的精神引导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屹立千年。

三、回味：父权权威的背后

揭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面纱，笔者得以更深层次体会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的森严。复读瞿老著作中关于父权的章节，笔者品味到了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后面所含较为深层的韵味。
父权何以包含杀生大权？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国被家化，君被父化，“天子为民父母，为天下王”，[16]皇帝其实就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家长”，父权包含杀生大权实乃君权至上在家族中的体现。因此难怪“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前一句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权何以包含绝对的财产权？在于绝对财产权是父权得以实现之物质基础。家长凭什么得以支配“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光靠传统赋予的家长精神上的权威地位是不够的，物质上的原因在于，家长拥有家族全部的财产，妻妾子女等的衣、食、住、行莫不受制于家长。试问，如果妻妾子女个个拥有独立财产，家长还能拿什么对妻妾子女为所欲为？
父权何以神圣不可侵犯？在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可侵犯。礼义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规范工具，侵犯父权是对礼义的严重破坏。孟子说：“无礼义则上下乱。”破坏礼义更是导致天下大乱，故国法难容。

四、后语

中华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别具一格的篇章体例向我们展现了自汉至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封建法律的演变，是一部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史的重要著作。笔者初读此书，仅对关于父权之章节进行研读，就深深体会到瞿老见解之深刻及其思想之厚重，同时更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灿烂，笔者对封建父权的理解仅仅是管中窥豹而已。要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有所了解，非假以时日反复研读此书不可。


作者信息：丘云卿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1]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界定父权的内涵后，或许把父权称之为“家长权”更为恰切。因为在一些父亲已逝母亲尚在的家庭里，母亲基于“父之妻”的身份而成为家长，实际上取得了父权的所有权能。此亦封建身份等级社会之又一体现。

[3]虽然随着法律的发展父权的杀生大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杀生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及国君手里，自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民能随意杀人，父亲对儿子，也不能例外”，“否则便要受国法的制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父权杀生大权的灭失：子孙违犯教令（通常是不听训责、顶嘴反骂之类细微琐事），父母加以扑责而无心致死，无罪；非理殴杀（指自然扑责以外的残忍虐待的杀害，如勒毙活埋）有罪，但“罪亦甚轻”，“明、清时的法律皆止杖一百”。（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另外，父母对子女具有无需举证的控告权：“父母控告，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清律例》二八）。”是以父母得以“不孝”等为名要求处死子女，官府无不照办。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父权杀生大权的限制只是具体杀生执行者的变更罢了。

[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深入推进科学施肥工作的意见

农农发[201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垦、农村经济）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肥料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增产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我国化肥生产总量达到6810万吨（折纯，下同），施用总量达到5562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的化肥消费国。为深入推进科学施肥工作，提高肥料资源利用效率，特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节能减排两个大局出发，坚持增产施肥、经济施肥、环保施肥协调统一的理念，以提高肥料资源利用效率为主线，以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为抓手，加快科学施肥技术推广普及，全面提升科学施肥整体水平，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节能减排，为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基本原则

　　1.政府主导，合力推进。科学施肥涉及范围广、技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调动推广、科研、教学、企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形成合力推进科学施肥工作的良好局面。

　　2.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区域特点、种植习惯、耕作制度，筛选适合当地特点的主推产品、主推技术，推动科学施肥工作均衡开展。

　　3.以需定产，优化结构。根据农业产业布局和实际需求，引导肥料产业布局，调整产品结构，合理调配肥料资源。充分开发利用有机肥资源，优化施肥结构。

　　4.突出重点，开拓创新。突出抓好测土配方施肥和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服务农业生产大局，力争在重点区域、重点作物、关键环节和骨干技术推广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提倡农艺农机融合，注重技术创新、推广方式创新和工作机制创新，力求取得实效。

　　5.确保增产，促进减排。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转变肥料资源利用方式，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和节能减排水平。

　　（三）发展目标

　　到2015年，努力实现科学施肥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技术普及范围进一步扩大，施肥结构得到改善，施肥方式得到改进，化肥用量增长态势基本得到控制，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基本稳定，为保障粮食和农业稳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发挥积极作用。

　　——测土配方施肥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达到农作物种植面积的60%以上，其中，大宗农作物70%以上，蔬菜、果树、茶叶等园艺作物40%以上。配方肥施用面积达到农作物种植面积的20%以上。

　　——肥料施用结构进一步优化。化肥施用增长态势得到控制，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等养分结构趋于合理，有机肥资源得以合理利用，人畜禽粪便等有机肥资源利用率达50%以上，农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达35%以上，绿肥种植面积稳定恢复发展。

　　——主要作物化肥利用率稳步提高。全国氮肥、磷肥使用增长趋势减缓，盲目施肥和过量施肥现象基本得到遏制，传统的施肥方式得到改变。“十二五”期间化肥利用率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

　　二、工作重点

　　（一）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测土配方施肥是推进科学施肥的主要方式。“十二五”时期，各地要积极总结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成果，创新工作体制和机制，突出重点区域和作物，深化技术内涵，扩大实施范围，引导企业参与，实施整村、整乡、整县等整建制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推广普及科学施肥技术。一是积极拓展测土配方施肥实施范围。在普及粮食等大宗作物测土配方施肥的同时，扩大在设施农业及蔬菜、果树、茶叶等园艺作物中的实施范围，建立施肥指标体系，强化技术指导服务，提高农民科学施肥意识。二是大力推进配方肥产业化。配方肥是科学施肥技术的主要载体，推进配方肥进村入户到田是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和到位率的重要抓手。按照“大配方、小调整”的技术路线，引导肥料企业生产供应配方肥。鼓励肥料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肥料经销商对接，订单生产供应配方肥。开发小型智能化配肥设备，引导建立乡村配肥供肥网点，方便农民购肥配肥，满足农民对配方肥小批量、个性化的需求。三是开展专业化社会化农化服务。积极探索科学施肥技术推广的体制、机制，加强农企对接，引导化肥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专业化社会化农化服务组织，探索“政府测土、专家配方、企业供肥、农民应用”的服务模式，向农民提供统测、统配、统供、统施等“四统一”的农化服务，帮助农民施肥到田。

　　（二）积极改进施肥方式方法。改进撒施、浅施、表施等传统落后的施肥方式，是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一是集成配套科学施肥技术。按照土壤养分状况和作物需肥规律，结合作物栽培、地力培肥、土壤改良、节水灌溉、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采取农机农艺融合的方式，科学制定施肥方案，集成推广科学施肥技术，促进水肥耦合和作物吸收利用。二是大力推广化肥机械深施技术。按照农艺农机融合、基肥追肥统筹的原则，加强化肥深施机械研发，因地制宜推进化肥机械深施，减少养分挥发和流失。三是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结合高效节水灌溉，示范推广滴灌施肥、喷溉施肥等技术，促进水肥一体下地，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四是大力推广适期施肥技术。要根据土壤水热条件和不同作物需肥规律，合理确定基肥追肥比例，大力推广因地、因苗、因水、因时分期施肥技术，因地制宜推广小麦、水稻等叶面喷施和果树根外施肥技术。

　　（三）大力开发利用有机肥资源。精耕细作、用养结合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施用有机肥是用地养地的有效措施。一是开发利用有机肥。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沼气建设等，规划建设农家肥积造设施，引导农民积造施用农家肥，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安全合理利用沼肥。二是加大秸秆还田力度。引导农民实施秸秆粉碎还田、快速腐熟还田、过腹还田，使秸秆取之于田、用之于田。三是适当发展绿肥。充分利用南方冬闲田、北方秋闲田光热和土地资源，恢复发展绿肥生产。有条件地区，引导农民施用根瘤菌，促进花生、大豆和苜蓿等豆科作物固氮肥田。

　　（四）加强科学施肥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在深入推进科学施肥的同时，要把握国内外科学施肥技术动态和发展方向，重视肥料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与应用。一是加强应用技术研究。针对农业生产实际问题，研究开发科学施肥技术，提高技术支撑能力。二是技术集成创新。要引进国内外先进科学施肥技术，结合当地实际，与良种、栽培、农机等技术组装配套，集成示范推广。三是示范推广新型肥料。加大长效肥料、功能性肥料、土壤调理剂等新型肥料示范推广力度，提高肥料利用率。针对土壤有益微生物和功能微生物群落弱化、土传病害加重等，推广使用生物肥料和固氮菌。

　　三、重点区域

　　要针对区域特点及主要问题，加强主推技术集成，大力推广应用科学施肥技术。

　　（一）东北地区。农户经营规模较大，黑土层变薄，土壤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农业生产对化肥的依赖性加大，大豆等固氮养地作物大幅减少，玉米施肥“一炮轰”现象普遍。该区域施肥原则是：减氮、减磷、增钾，补锌、铁、钼等微量元素肥料。要结合深松整地和保护性耕作，加大秸秆还田力度，增施有机肥；在大豆、花生等作物上推广根瘤菌，适宜地区实行大豆、玉米合理轮作；大力推广化肥机械深施技术，适时适量追肥，减少“一炮轰”带来的肥料浪费和后期脱肥；干旱地区玉米种植推广长效肥料和水肥一体化技术。

　　（二）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连作茬口紧，小麦冬春连旱频繁，耕层变浅，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胶东半岛果园土壤酸化和设施农业土壤盐渍化严重，蔬菜、果树施肥严重过量。该区域施肥原则是：减氮、控磷、稳钾，补充硫、锌、铁、锰、硼等中微量元素。积极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全面推广深耕深松，加深耕层，小麦、玉米秸秆还田，大力积造增施农家肥；合理运筹小麦、玉米连作下的肥水管理，蔬菜、果树注重有机无机肥配合，有效控制氮磷肥用量；大力推广玉米、棉花机械追肥，注重小麦水肥耦合，推广氮肥后移和“一喷三防”技术；设施农业应用秸秆和调理剂等改良盐渍化土壤，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使用石灰和调理剂改良酸化土壤。

　　（三）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壤酸化加剧，冬闲田开发潜力大；氮、磷肥用量偏高，大型养殖场畜禽粪便利用率低，污染威胁加剧；稻(麦、油)稻连作茬口紧，秸秆还田压力大。该区域施肥原则是：减氮、控磷、稳钾，配合施用硫、锌、硼等中微量元素。要大力推广秸秆还田腐熟技术，利用畜禽养殖粪便资源发展商品有机肥，适宜区域恢复发展冬闲田绿肥种植；注重利用硅钙等碱性调理剂改良酸化土壤，酸化严重的水稻田采取根外追肥防止早衰。

　　（四）华南地区。降雨充沛，肥料易淋失，耕地利用强度大，肥料使用量高，肥料利用率较低，土壤酸化严重，冬闲田利用潜力大。该区域施肥原则是：减氮、稳磷、稳钾，配合施用钙、镁、锌、硼等中微量元素。要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快速腐熟技术，利用畜禽养殖粪便资源发展商品有机肥，适宜区域恢复发展冬闲田绿肥种植；注重利用硅钙等碱性调理剂改良酸化土壤；注重施肥技术与轻简栽培技术有机结合，高效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五）西南地区。季节性干旱、水土流失和土壤酸化严重，旱地土层薄，水田潜育化面积大，冬闲田利用潜力大，总体施肥水平低，产量低而不稳。该区域施肥原则是：稳氮、调磷、补钾，配合施用硫、锌、硼等中微量元素。要大力推广秸秆覆盖和还田腐熟技术，注重沼肥、畜禽粪便合理利用，适宜区域恢复发展冬闲田绿肥种植；旱地聚土垄作增加耕作层，潜育化水田半旱式垄作协调水肥气热；注重利用硅钙等碱性调理剂改良酸化土壤。

　　（六）西北地区。干旱缺水，土壤沙化、荒漠化、次生盐渍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土壤瘠薄，肥料用量低。该区域施肥原则是：统筹水肥资源，以水定肥、以肥调水、水肥协调，稳氮、稳磷、调钾，配合施用锌、硼等中微量元素。要配合覆膜种植推广长效肥料；开发利用有机肥资源，大力积造增施农家肥，推广商品有机肥，实施保护性耕作和秸秆还田，利用秋闲田发展绿肥；棉花、果树、马铃薯等作物推广膜下滴灌施肥技术；利用石膏等调理剂改良盐碱地。

　　四、主要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要充分认识推进科学施肥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节能减排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整合技术力量，强化督促检查，实施绩效考评，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协作的工作机制，为深入推进科学施肥提供组织保障。

　　（二）强化技术支撑。要采取有力措施，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稳定科学施肥技术队伍，强化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服务能力；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加强肥料配方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科技示范户、种植大户、肥料经销人员的科学施肥技能，使之成为科学施肥技术推广的重要力量。

　　（三）强化政策扶持。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支持，扩大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等项目规模，增加施肥机械购置补贴力度，探索配肥设备推广模式，寻找新的工作抓手，促进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四）强化市场监管。要建立健全土肥质量监测体系，完善肥料登记、使用和市场监督等管理制度，强化肥料市场监管，规范肥料标签标识，净化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确保农民用上放心肥料。

　　（五）强化宣传培训。要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加大科学施肥宣传力度，争取重视和支持，形成全社会关心和参与科学施肥的良好氛围。通过科技下乡、示范观摩、印发资料和现场培训等方式，普及科学施肥知识，指导农民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按方购肥施肥，改变传统施肥习惯，提高科学施肥技术水平。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