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刘成江


一、我国民事缺席判决制度的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特点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29、130、131条的规定是我国现行缺席判决制度的基本内容，根据这几条可以归纳出我国的民事缺席判决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时，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中缺席判决制度有以下特征：
　　1、我国现行法规定，缺席判决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作出，无需当事人提出申请。而在一方辩论主义下缺席判决一般是经到庭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作出的。
　　2、原告缺席与被告缺席的法律后果不同。对于原告缺席的处理，我国的法律规定是“可以按撤诉处理”，而对于被告缺席的处理，我国的法律规定是“可以缺席判决”。但在一方辩论主义下，原告和被告任何一方缺席都可能引起缺席判决。
　　3、我国法律规定适用缺席判决的条件是“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此外，经法院公告送达后，如果当事人没有到庭也可以缺席判决。
　　4、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建立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上，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并不受当事人的主张限制，人民法院调查了解的事实也可作为判决的根据。因此，在我国的缺席审理程序中，“缺席的消极影响不是直接对缺席的当事人，而是针对法院”。
　　5、我国对缺席判决未设立异议制度，适用缺席判决制度做出的判决同对席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而在缺席判决主义中缺席判决可因缺席方的异议而失去效力，并使诉讼恢复到判决前的状态。
　　（二）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缺陷
　　“由于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在立法理念上借鉴了国外通行的两种模式，但在立法内容上又与两大模式有本质的区别，在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影响下，既要借鉴国外在立法中奉行的当事人主义至上原则，又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清况，兼顾职权主义的诉讼习惯，追求实体公正。这种逻辑上的不协调，导致了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违背了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是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基石。但就缺席判决而言，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待原、被告当事人缺席的处理方式与平等原则相违背：对原告的缺席是“按撤诉处理”，对此原告既不失去诉讼权利又不失去实体权利，缺席后原告还可以再行起诉；被告缺席则适用缺席判决，而判决后的效力等同于对席判决，被告如有异议，只能通过二审程序来加以救济，缺席判决中被告失去的是一次审级利益。这种规定违背的是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对原告缺席按撤诉处理，在立法理念上，是借鉴的国外在立法中奉行的当事人主义至上原则，以体现我国法律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但事实上这仅仅是对原告单方面诉讼权利的尊重，而严重忽视了被告的诉讼权利。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当事人一方撤诉须经另一方当事人同意是通例。但在我国，是否准许由法院依职权裁定，完全不考虑被告的意思和利益。因原告的起诉而成为被告的一方当事人，其参加诉讼及追求胜诉本身就是其诉权的内容，而且为了抗辩原告的指控参加诉讼，必然在财力、时间、精力上有所付出，如果原告为避免败诉而故意缺席，法院又按撤诉处理，被告的利益必然要受到损害。当事人地位平等，表现为相同或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原告有撤诉权，被告无对应权利，这给了原告通过规避法律达到逃避败诉的机会，这对于被告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同时也造成了原告通过缺席来逃避败诉的立法漏洞。
　　（2）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在立法理念上存在疏漏
　　首先我国法律在立法理念上受前苏联民诉法理论的影响，主张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把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规定为权利和义务的共同体，到庭是权利，不到庭则不是权利，对必须到庭的被告，到庭参加诉讼则是一种应尽的义务。有的学者还认为，“当事人按时出庭，参加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开庭审理，这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义务。”被告缺席，“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诉讼义务，而且破坏了法庭秩序”。因此缺席判决已成为对当事人的一种制裁手段。将缺席判决的功能作为对缺席方的制裁，这种认识与现代以民主、公正为主题的诉讼理念不相适应。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是行使诉讼权利，不到庭是当事人自己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而不是对国家审判权的否决。其次，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过于强调法官职权，缺乏对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必要尊重，没有体现当事人至上原则。在当代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被认为是推动诉讼进行的主体。这一理念体现在缺席判决制度中，就要求缺席判决原则上应由到庭当事人提出请求方能作出。”而在我国，缺席判决是由法院依职权作出，并不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司法理念上的不明确，导致了我国法律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疏漏，人民法院在缺席判决时出现的诸多法律尴尬和难于解决的问题，也体现了这方面的情况。
　　（3）适用缺席判决的法律要件缺乏
　　我国民诉法规定，原、被告经传票传唤后拒不到庭或中途未经许可退庭，可以适用缺席判决。由此可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可以适用缺席判决的情形，却未能对缺席判决具体的审理方式和程序作出详细的规定。由于立法的粗糙，法律要件的缺乏造成实务中出现大量的问题。办案人员如果缺席判决，担心案件事实未全部查清，判决生效后如缺席一方申诉，原判可能会被认为是错判；如果不缺席判决，又担心延误审限，导致超审限。于是在实践中产生了反复传唤与劝当事人撤诉的怪现象，导致诉讼公正与效率大打折扣。从根本原因上说，除了受旧立法的影响外，立法的疏漏以致可操作性弱必然会导致实务中的低效甚至偏差
　　（4）缺席判决的效力不稳定
　　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借鉴一方辩论主义的基本模式，当事人缺席时仍要采用抗辩式的庭审方式进行案件审理，要求法官在对庭审材料进行核实后，做出正确的判决。这种一味追求实体公正接近真实的立法理念，导致法官在缺席判决时很难操作，尤其在一方不到庭参加诉讼也不提交任何诉讼材料的情况下，法院对缺席方的情况一无所知，法官单凭一方当事人的一面之辞，难以充分地掌握证据或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要做出正确的裁判实属不可能。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为了尽可能地弄清案件事实，被迫陷入主动调查证据的境地，从而使审判程序的公正性难于体现。而我国的缺席判决是由法院依职权行使，不以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所作出的裁判效力又等同于对席判决。对缺席判决，当事人虽不能提出异议，但可以通过上诉、申诉、提请检察院抗诉的方式，对缺席判决的公正性加以质疑；而且一个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难以把握的缺席判决，在上诉和再审程序中是不可能得到支持的。
　　（5）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缺席裁判缺乏必要的法律救济。法院作出缺席裁判的前提是“推定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事实上，缺席方提出正当理由及证据往往在法院已作出裁判之后，法律并未赋予缺席方对缺席判决提出异议的权利。因而缺席方只能通过上诉、重复申诉、上访等方式寻求对自己的权利保护，有时被告干脆直接抵制判决的执行，但这些方式往往费时又费力且很难有效的维护他们的权益；而缺席原告连上诉申诉途径也没有，只能默默承担诉讼费再次起诉，造成诉讼资源浪费。对于有正当理由未到庭的当事人而言，缺席判决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而且由于有效法律救济手段的缺乏，他们的权益往往很难得到救济。
　　三、完善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构想
　　完备的缺席审判制度应实现三方面的功能：“1、鼓励当事人积极参加诉讼并完成包括出庭辩论等各种诉讼行为，有效地控制缺席情形的发生；2、在相对意义上尽可能地实现客观真实；3、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赋予当事人攻击防御的手段和机会。”通过对一方辩论判决主义与缺席判决主义的立法比较和对我国现行缺席审判制度的剖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贯彻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
缺席判决是实体的处理结果。参照国外的成熟立法，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原告于言词辩论期不到场，应依法申请为缺席判决，驳回原告之诉”。对原告缺席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对被告缺席适用“缺席判决”，可体现当事人地位平等。因为撤诉直接指向人民法院的审判请求，是当事人向法院所作的诉讼行为。诉权包括程序上的诉权和实体上的诉权，程序上的诉权产生于实体上的诉权。实体权利不存在撤回与否，撤诉撤回的是原告处分程序的诉权，是一种对诉讼权利的主张，撤诉后还可以重新起诉。诉讼请求则是原告通过法院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实体权利上的要求。原告缺席视为原告放弃诉讼请求，这意味着原告既处分了程序上的诉权，又处分了实体上的诉权。从程序上讲，当事人放弃的诉讼请求不得重新提请法院裁决。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既要以发现真实为目标，又要追求程序的公正。无论是原告缺席，还是被告缺席，都应平等对待。
　　（二）完善立法理念，可采取一方辩论主义为主体、缺席判决主义为补充的缺席审理制度
　　缺席审判制度的模式，国际上一般分为：缺席判决主义和一方辩论主义，缺席判决主义指“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依原告的请求做出支持其请求的判决，但对该判决缺席一方得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自异议提出之日，该判决视为未作出，诉讼恢复到作出判决之前的状态。一方辩论判决主义则是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法院综合到庭一方当事人的陈述、证据以及缺席一方曾提供的资料，依申请作出判决，对该判决当事人不得提出异议”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民事诉讼中的缺席判决制度，针对缺席的不同情形适用不同的审理模式：对送达后当事人缺席的，应适用一方辩论判决主义，因为缺席一方经法院传票传唤，已经收到起诉书副本，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该判决，当事人不能提出异议，但有上诉权。对公告式缺席判决应适用缺席判决主义，设立申请撤销缺席判决的异议制度，否则不利于保护被告的权益。因为在公告送达中，不能确保被告知悉诉讼的存在。因此，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应当采取一方辩论主义为主体缺席判决主义为补充的模式。
　　（三）严格明确缺席的认定标准
　　纵观国外对缺席含义的界定，无外乎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到庭，二是到庭但不做防御性辩论。通常情况下不到庭和不做防御性辩论均被视作缺席。而我国只将不到庭和中途退庭作为缺席，到庭后不做防御性辩论不认为是缺席，同时还排除了有正当理由的不到庭。由此可见我国缺席判决制度中缺席的含义并不广泛，没有体现出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自主的原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为了解决实务上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在借鉴有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时,应当将缺席界定为:“当事人一方于言词辩论期日未到庭;当事人到庭但不进行辩论或者未作任何答辩即擅自退庭,视为未到庭。如果当事人虽然进行了辩论,但辩论不充分或只进行部分辩论的,不得认定为缺席。”对于辩论不充分或者只进行部分辩论的情形,可据情分别认定为对方的主张得以成立,或者就不予辩论的部分,视为该方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不存在争议。另外,根据案情的需要,凡采用审前准备程序的,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应诉的,视为缺席。法院可根据原告的申请,按照原告所提供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作出缺席判决。
　　（四）完善缺席审理程序
　　由于缺席判决的特殊性，如果缺席审理案件照搬对席审理的普通程序，显然不合时宜。笔者认为缺席审理的有些操作程序可以省略，如，需要双方均到庭方可进行的质证程序、辩论程序、调解程序等。因为上述程序是以相对方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不存在而拟制其存在所进行的庭审实际是一种形式主义。但凡不是由当事人双方到庭方能进行的程序则应当进行。如举证、当事人陈述和征询当事人最后意见等。因为举证是法院依证据判断事实作出实体处理的前提，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是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的，而当事人的陈述是其对缺席方诉讼材料的意见，征询当事人最后意见可以对庭审的结果进行最后的确认，这也是法院最后判决的依据。在庭审认证方面，由于缺席审理一方缺席，不能进行质证和辩论给法院认定事实带来更多的困难，因此，在缺席审理中，法官应仔细审查非缺席方所举证据的来源、形式、证明力，并结合其他证据包括缺席方在出庭前或退庭前提出的事实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确信诉讼已达到可以裁判的程度方可做出缺席判决。
　　（五）在程序方面应引入异议制度和当事人申请缺席判决制度
　　当事人在无合法理由的情况下不出庭，可以缺席判决。但是，不排除当事人确实有客观理由没出庭，而法院又没有查明的“缺席判决”，因此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一是可以对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当事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到庭的缺席情况纳入缺席的范围，可以解决我国缺席判决制度中在启动缺席判决程序时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也体现了法律程序面对原、被告在客观上的公正性，更是便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和运用，从而提高了缺席判决程序的完整性；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是为缺席判决程序设定的救济程序，以适应我国的国情、民情，从程序上体现司法公正，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条件应严格界定在以下几个方面：1、因正当理由的缺席，应当包括天灾人祸、重大疾病、意外情况、不可抗力等方面原因；2、法律缺陷和司法弊端的原因造成的缺席，包括采用公告、留置、单位转交、邮寄方式送达的开庭传票，本人有可能或有证据证明确实没有收到传票的情况。3、由当事人申请法庭审查后认为依法可以提出异议的情况，包括缺席方向法庭提交了能够推翻庭审事实的证据、当事人因违法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不能到庭、受对方当事人的威胁和阻挠不便出庭的情况等。
　　此外，我国的缺席判决还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做出。我国的缺席判决现在是由法院依职权做出，这种司法理念违背了当事人自愿原则，也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我认为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凡当事人任何一方缺席，只要没有正当理由，到庭一方当事人就可以申请法院做缺席判决，一旦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就应根据进行缺席审判，作出判决。
　　总之，在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中引入异议制度和当事人申请缺席判决制度，可以使法律程序更加完善，体现公正、高效、便捷的法律特征，在运用上也可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自主的原则，符合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要求。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企业家如何防范法律风险•之四

企业家如何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

唐青林 项先权


《富豪榜》或是“杀猪榜”
　　有人说“中国富豪榜”就是“中国囚犯榜”、“杀猪榜”，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偏颇，但是随着不少“富豪”的落马，人们发现的确有些企业家在荣登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后迅速出事、锒铛入狱。荣登《福布斯》富豪榜后东窗事发的并非个案，2006年跻身《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的企业家，有五位因触犯法律而“落马”。被媒体关注后出事的有牟其中、杨斌、周正毅、万平、周伟彬等。这些落马富豪的财富高达几十亿元，最少的也有几亿元，都是富甲一方的人物。
　　其实不少富豪对自己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非但不高兴，而且有点担忧。国人的普遍观念中露富不是好事，“人怕出名猪怕壮”，何况这些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们。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财富具有“原罪”，他们都知道司法部门也在紧盯这些富豪榜和媒体信息。其实不是富豪榜在“杀猪”，而是这些上榜的富豪之中，有些人在上榜之前就已经因为违法违规的“运作”而为上榜后的“出事”埋下了伏笔。我们分析认为，很多企业家之所以落马，其登上富豪榜是直接的原因。上榜之后企业家的财富被“排名”曝光，进而受到司法机关的关注而被查处。
　　企业家的知名度不等于企业的财富，并不是企业家的知名度越大财富就越多。从公众认知率和财富排行榜可以看出，公众认知度最高的企业家不一定是财富拥有最多的企业家，企业家的财富和他的知名度之间基本上看不出有直接的逻辑关系。既然企业家的知名度不等于企业的财富，而媒体的炒作很可能使得企业陷入困境。我们的企业家莫不如老老实实地经营好自己的企业，闷声发大财，不必用心去扬名。
　　胡润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进行富豪榜排名，并且将该排名提供给《福布斯》杂志。胡润通过各个省市公开报纸杂志报道的数据推出中国富豪排行榜。因为资料不准确，导致胡润中国富豪排名的准确性遭到质疑。但是胡润还是继续把这个排行榜坚持下来了。国外是否也有因出名招致牢狱之灾的案例，我们不知道。但是一些富豪担心一旦上榜后容易受到政府部门和公众的高度关注、担心对其资产来源合法性的调查，此外还担心触及敏感的税收问题、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从而成为打击的目标。
　　作者认为，平安驶得万里船。企业家最好保持低调的作风。企业家为了企业的发展，需要进行适当的公开宣传。但是应当掌握好宣传的尺度。否则，枪打出头鸟，风头出尽，风险随之而来。
媒体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如今是信息时代，各种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以及网络等)都传播着海量的信息。这些媒体神通广大。媒体对于企业而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媒体能够为企业树立正面形象，能够为企业消除负面信息，也能封杀甚至搞垮一个企业。
　　首先，媒体能够为企业树立正面形象。企业通过投放广告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还能够通过一些软性的报道，主要包括企业活动的软性新闻和软性宣传文章等，提升消费者对企业及产品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如果企业和媒体交好，企业可以通过媒体的报道，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忠实度。与直接的投放广告相比，这些报道甚至是不需要很大的成本的。
　　其次，媒体能够为企业消除负面信息。例如遇到市场的谣言对企业不利，由于产品质量出问题或者竞争对手施放暗箭影响企业的信誉，此时媒体如果跟风炒作很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效果。如果此时企业和媒体关系良好，企业可以通过媒体报道的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报道宣传，以正视听，尽快消除这些负面信息，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再次，媒体还是企业防御竞争对手攻击的有力武器。必要时，企业可以通过媒体的力量来揭露竞争对手或其他利害关系机构的险恶用心，把真相公布于众，以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
　　媒体的跟风炒作，有时候能封杀甚至搞垮一个企业。因为媒体的炒作而陷入困境的企业有很多，恒升电脑、秦池、三株集团、沈阳飞龙曾经一度非常著名的企业。他们败北的基本模式都是：卷入一场被媒体广泛关注的官司，尽管最终赢得了诉讼，但是却由于在诉讼过程中媒体的各种不利报道而逐渐失去人心。因为大量媒体的报道，早已在案件终审之前对企业的公众形象造成损害。
　　少数媒体为了运作所谓的“有偿新闻”，利用话语霸权逼迫企业就范。如果企业不就范、不“放血”，他们就会给企业颜色看。抓住企业的一些问题进行大规模报道弄得满城风雨。企业不规范行为曝光后，常常遭受政府部门的查处甚至直接导致市场份额的降低。近年来，一些企业由于与媒体交恶，最后甚至因为媒体的报道而导致企业遭受毁灭性打击。
企业应与媒体实现双赢
　　媒体对企业如此至关重要，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呢？
　　当企业遭遇媒体暗访或记者非分的要求，企业应该怎么办？
　　在企业和媒体的较量中，企业对媒体的不当行为，是以法律武器强硬抗击，还是其他迂回方式，抑或强忍委屈？
　　企业可以通过和媒体的良好合作，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利用这种话语权为企业的经营服务。平时与媒体结好，当企业遇到困难需要支持的关键时刻，媒体的力量就能够及时出场成为帮助企业发展的良性力量。
　　如何建立和维系良好的企媒关系呢？作者相信“商战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但是有永远的利益”。企业和媒体天生就是一对互相依赖、互相需要的主体：没有企业大量的投放广告，媒体无法生存；而没有媒体的宣传报道，企业难以创品牌、创利润。当企业家意识到媒体与企业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时，应该能够把握好与媒体相处的尺度。
　　企业家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学会借助媒体的力量，借力发展企业。不要怀着对媒体不满、排斥、敌视的情绪与媒体交往。要知道建立和维护与媒体的良好关系有利于企业发展；而与媒体交恶的企业，迟早会付出成倍的代价，失去或缩小市场和生存的空间。
　　媒体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节省大量的广告费用，快速建立品牌优势，用不好，则可能自伤手足。作者认为，涉及媒体的事宜或纠纷，切忌鲁莽行事。给企业掌舵的企业家应尽量争取媒体的支持，积极化解与消费者、与各界的各种纠纷，而不是努力去做一名斗志昂扬的斗士、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讨个说法”。永远记住市场和赢利是企业的第一要务。如果为了“讨说法”可能引起媒体报道、引起消费者产生对企业信心和产品质量的怀疑，进而可能缩小市场或丧失市场空间的，那不如不去“讨说法”，吃个哑巴亏算了。要知道一场受公众关注的诉讼后，很可能“赢了官司，输了世界”。
　　那么，具体如何和媒体打交道、与媒体实现双赢？首先，要与媒体结好，而非与媒体进行“博弈”。平时为媒体工作提供方便，提供媒体想要的报道内容和资料，建立与媒体打交道的公共关系部。在提供新闻线索和展开活动时，要兼顾平时联系较多的所有媒体，不能厚此薄彼。因为完成新闻报道工作既是记者的工作，也是报纸生存的需要。如果你平时不配合媒体的需要，关键时刻能取得人家的帮助和支持吗？因为再强大的品牌，在发生危机时，也会被一篇新闻报道击倒；推广能力再强的品牌，在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理念时，也需要借助媒体的声音。
　　其次，不要尝试收买媒体。有良知的媒体会坚持自己的新闻准则，坦诚沟通和交流方能达成共识。即使我们要感谢记者对我们的帮助，也要避免用赤裸裸的现金来表达，比如可以请吃饭、喝茶、小礼品、举办各种联谊活动或参观游览活动等。
企业遭遇危机时如何进行危机公关
　　首先，要注意媒体的“新闻利益第一”原则，防止危机的发生。
　　企业老总和企业的公关人员不要误以为长期建立的媒体关系能够消除一切危机。而是要在预防危机方面做工作。如何预防？就是不要随意把重要机密的、不愿意示众的关键信息透露给任何记者(哪怕关系最铁的记者朋友)。因为记者的天职就是进行新闻报道。遇到涉及企业的爆炸性新闻，记者会选择将新闻信息锁在抽屉里面不予报道、保护企业，还是第一时间报道出来？因为“新闻价值”是记者的生命，媒体有“新闻利益第一”的生存需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一旦有爆炸性的危机新闻，媒体可能不顾昔日的交好，迅速将该新闻第一时间报道出来。
　　其次，遇到危机事件应立刻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统一对外宣传和提供信息的口径。企业发生危机后，应尽快建立危机公关领导小组，分析和处理危机事件。内部要统一口径，通过严谨的分析、提出方案、对方案进行审核，通过新闻发言人的形式对外提供资料。对外提供的资料文本要规范、措辞要严谨，不要乱说话、不要乱发表声明。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危机处理领导小组后，方能临危不乱。否则，如果没有指定的新闻发言人和信息获取渠道，记者无法得到确切可靠的信息源，而又为了发表报道和文章，只能道听途说甚至凭空想像。而后众多媒体盲目跟风炒作，很可能使企业疲于奔命。
　　再次，紧急团结媒体。如果平时疏于与媒体的联系，关键时刻临时抱佛脚四处找人，是企业公关大忌。当企业发生危机时，所有公关人员要紧急出动，安抚核心媒体不要跟进报道。如果核心媒体不报道，其他媒体很快就会偃旗息鼓。
　　最后，处理危机应与各界友好对话，不要激化矛盾。在发生危机时，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对行业、对政府、对媒体等，都要进行友好对话，不能激化矛盾，更不能引起公愤。

注：本文为“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系列文章之一，系列文章的部分内容摘自作者于2008年1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本文首次刊登于《法制日报•周末》。

注：
1、本文首次刊登于《法制日报•周末》，作者为唐青林（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项先权（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2、本文为“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系列文章之一。主要内容摘自作者于2008年1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

■唐青林 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项先权 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