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义务的产生，可以说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但是其范围已经超越了该原则的范围，因为其还具有保护他人的义务。该义务的产生从根本上说，乃源于人是社会的存在，不能脱离社会而行为，其权利的享有与义务承担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权利的核心要素在于权利人的行为自由和利益，其本质就是主体的某一意志的实现自由。“权利应负义务”是现代法的基本精神，禁止权利滥用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要充分注意自己该不该行使、该如何行使以及行使后应止于何种程度等，即要时时处处想着勿害他人，不可只为利己、莫管他人。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注意义务的产生也是社会正常秩序的一般要求，是法的正义价值、秩序价值的具体体现。因此，注意义务的产生依据在于社会规则，包括法律规则和非法律规则，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制定法，注意义务的存在首先在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这里所谓的法律，是广义的法律，在我国是指作为法的渊源而存在的一切制定法规范。依此产生的注意义务一般较为明确、具体，容易查明和为人们所理解、接受。无论是民事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还是非民事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从根本上说，具有相同的本质。所以，对于注意义务的规定，不限于民事法律，其他法律法规都能成为注意义务的产生依据。
　　二、技术性规范。按照英国学者道西的定义，“技术规范系根据一定的物质技术，根据从自然科学中得来的一定原理，去解决一定技术问题的'模式'和'模型'”。一般而言，技术规范是调整技术主体在技术活动中的行为准则的总和。这是特定职务、业务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的产生依据。这种形式的注意义务依据往往体现为各种标准，有时也体现为规章制度。在现代法上如电子商务法、商法、各种有关科学技术的法、环境资源法等，许多法律规范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技术规范演变而成的。比如一些国家将运用公开密钥体系生成的数字签名，规定为安全的电子签名。这样就将有关公开密钥的技术规范转化成了法律要求，如果从事特定业务活动的人在其业务活动中，没有根据社会公共生活准则和职业公德的要求而遵行自然认可的技术规范，虽其行为形式上并未直接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但行为人违反了特定职业、业务所要求的特定的操作惯例，也属于违反注意义务。例如，护士违反技术规范没有做皮试而给病人注射青霉素。
　　三、习惯和常理。相对于法律、技术规范规定的注意义务来说，习惯、常理所要求的注意义务一般不是很明确，而且，对这类注意义务应当根据一般的观念要求，立足于维护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相当性予以合理的判断。在根据习惯、常理确定注意义务时，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确实存在某种习惯和常理，这样行为人才可以根据此项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设定这种注意义务确实有助于避免比较严重的危害结果。我们不能无限制地对行为人提出过多的注意义务，否则就会限制人们的积极性，削弱其主要的注意方向及注意对象，给行为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从而不利于社会进步。
　　四、合同或者委托。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或者一方接受了对方的单方委托授权，即在他们之间确定了一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他们即因此而承担有注意义务。不过，在现代合同法上，一般不需要考虑行为人的过失问题。所以，单纯的对合同的违反，一般不属于注意义务的范畴。在大多数情形下，注意义务因对合同附随义务如照顾、保密义务等的违反而产生。
　　五、先行行为。在现代法上，先行行为亦能使先行行为人产生注意义务。由于自己的行为而使他人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就产生阻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行为人的此种义务不仅包括保护义务也包括具有注意义务。例如某甲在自家屋后挖坑取土筑路，但未在坑上设置任何标志或保护性措施，某晚深夜，某乙跌人坑中，头触尖石，脑颅出血而死，甲某即违反了由先行行为产生的注意义务，对乙某死亡负有过失责任。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 亮

“入世”后行政法制建设之走向

重庆市政法委副书记江必新

　　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之后，在行政法制建设方面，需要尽快解决以下问题：

　　（一）加速立、改、废，确保WTO的协议和规则在国内得到统一的实施。

　　建立世贸易组织协定第十一条规定：各成员必须保证本国的法律规范与WTO规则及协议保持一致。各成员必须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实施有关协议。保证WTO的协议和规则在国内得到统一的实施，是WTO成员的一项基本的义务。要确保WTO协议在国内的统一实施，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对WTO协议已有规定，而国内无相关立法的，应当尽快制定法律或法规以填补漏洞；二是国内有关立法与WTO协议有冲突的，应当适时地进行修改和废止；三是建立有效的过滤机制，不时地将违反WTO协议和规则的规范文件过滤掉。根据国外的经验，还可以考虑引入司法程序；四要真“吃透”WTO各项协议的内容和精神，坚决执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严格立法权限立法程序，防止新的与WTO的协议和规则相冲突的法律规范或“土政策”出台。此外，在不与WTO规则相抵触的前提下，迅速建立和完善国内产业的保护制度。

　　（二）加大与贸易有关的法规、规章的透明度，并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

　　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是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是WTO的协议和规则所高度重视和关注的问题。WTO的协议和规则不仅为各成员方设定了广泛的通知义务以及征求意见、公布法律规范、提供资料、设立咨询点等一系列具体的义务，而且建立了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要求：一是公开，即所有与国际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政策措施都必须依法公布；二是调整贸易政策和制定颁布有关的法律规定，必须提前通知有利害关系的成员，以便其及早做出调整和提出意见；三是向利害关系方提供有关的文本和资料；四是任何个人和单位都可以向咨询点咨询有关法律问题，各成员方有义务设立相关的咨询点，答复有关的法律咨询。当然，透明度原则也有例外，如利息和汇率的调整、涉及国家安全或如果提前公布就会影响法律实施的可以不提前公布。

　　在我国，由于立法法的出台，这方面的制度已初具规模，但还有许多制度（例如设立咨询点）还暂付阙如，监督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具体运作起来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上述问题，从长远看，有必要制定行政公开法并适当地引入司法审查机制。

　　（三）必须建立公正、合理、高效、统一的行政程序。

　　目前我国还没有独立、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现有的思路是个先逐个制定、颁布单项的行政行为法（既包括实体、也包括程序），比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等。这种思路固然有许多优点，但确有“为时太久、赶不上趟”的感觉，而且这种作法将会导致在相当时间内，相当一些行政执法领域无程序法可依的问题。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似乎已迫在眉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必须满足最低程度的公正性要求，也就是正当程序的要求；第二，必须要高度重视行政效率问题（WTO规则中多次强调效率问题）；第三，必须注意WTO协议和规则对行政程序的特殊要求，比如卫生检疫程序、进口许可程序、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程序、政府采购程序等等。

　　（四）进一步理清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

　　我国目前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与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大不一样。WTO并不要求个成员方改变其现有的宪政体制和法律秩序，但WTO的某些协议涉及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问题。这需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而不能简单地用其他国家的制度来解释相关的要求。

　　首先，对“司法当局”（似应译为“实施法律的当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司法机关，“司法当局”在某些情况下应当理解为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其次，行政处罚权在许多国家属于司法机关的权力，而我国的行政处罚权已经授予给了行政机关，这一点，并不违反WTO的协议和规则，没有必要改变。

　　第三，行政机关拥有对民事争议的初步裁决权，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可以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作出初步的裁决。我国的一些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的初步裁决权或准司法权，是符合国际潮流的。这种作法不仅可以运用行政机关的专业和技术特长消化大量的民事争议案件，而且可以减少或降低国家解决这些争议的成本。因此我国目前的有关制度基本上是符合WTO的要求的，没有必要作大的调整。

　　第四，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在我国目前尚不具有普遍性。WTO的协议和规则虽然强调行政救济主管机关的独立性，但并没有排除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可能性。尤其应当强调的是，增加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对于避免行政争议的国际化、为我国政府赢得调整贸易政策的时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强化行政机关自身的救济仍然是必要的。

　　第五，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仅在有的国家属于行政权的范畴，在有的国家属于司法权的范畴。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是赋予行政机关还是赋予法院，WTO的协议和规则并没有作硬性要求。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相对集中于行政机关，但必须设立相应的救济程序。

　　（五）通过修改国内立法，取消不适当的行政终局裁决制度。

　　根据WTO规则的要求和精神，各成员方在国际贸易方面应当取消不适当的行政终局裁决制度，给有关当事人提供行政救济的机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领域，WTO不承认行政终局裁决制度。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有些不合理的行政终局裁决权依然存在。

　　对于法治国家来说，法院行使最终裁决权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法院并不是对什么事情都拥有终局裁决权。从国际上的惯例来看，不能拥有终局裁决权的事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可能审查；二是没有必要审查。不可能审查是指法院不可能对该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或评价，例如国家行为；三是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但从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来看，被认为不可审查的技术领域越来越小，几乎接近于零。没有必要审查是指没有侵权事实或可能，或者不具有实质性的审查意义。我国有些法律规定的行政终局裁决权，是否具有这两个特性？不少人认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决定，公安机关关于外国人入境的行政处罚决定，政府关于土地资源确权的决定，既不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又不具有高度的技术性，有的虽然具有一定的技术性，但还没有到不可审查的程度。

　　还应当看到，缩小行政终局裁决权的范围，扩大行政救济的机会，不仅是履行入世的义务和责任的问题，而且对于避免贸易争端的国际化、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法制形象、为我国赢得调整贸易政策的时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迅速通过修改国内立法尽可能地缩小行政终局裁决权的范围。

　　（六）要通过国内立法，迅速地完善司法审查的依据和标准。

　　关于司法审查的依据和标准，有的观点认为，WTO的协议和规则可以直接适用。但笔者认为，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不宜直接适用WTO的协议和规则。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WTO的协议倾向于各成员将WTO的协议和规则转变为各成员的国内法，因为转变为国内法是使WTO的协议在各成员管辖的区域内统一实施的重要保障。第二，WTO协议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政府行为的内容，大多比较原则、抽象，不具有操作性，有必要通过国内立法进行具体化，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直接适用WTO规则有一定的困难。第三，直接适用WTO的协议和规则，对中国公民或组织不能形成平等保护，因为适用法律上的二元体制必然导致对同样的事情只因为当事人的国籍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第四，直接适用不利于国内贸易保护措施的建立和完善。不能指望WTO协议详细而周密地规定国内贸易保护问题。各成员方应当履行WTO协议和规则所确定的义务，同时，也有权采取WTO协议和规则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如果照搬WTO的协议和规则，显然不利于国内贸易措施的建立和完善。第五，不直接适用WTO的协议和规则，可以为我国政府调整贸易政策留有余地，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