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市清新粉体机械有限公司诉宜兴市宏达通用设备有限公司、陆某侵害商业技术秘密纠纷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锡知初字第20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苏民三终字第119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实践中经常出现在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后，当事人以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但法院在民事诉讼审理中，并不必然对该在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理由或结论予以援引和适用，而是要在综合考察商业秘密权存在的证明、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和后果等因素后，决定是否对在先刑事判决予以援用。

三、基本案情
1996年3月，宜兴市非金属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日本国株式会社清新企业、日本国共荣商事株式会社三方共同出资创办清新公司，主要从事气流粉碎机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被告陆某被委派至清新公司担任总经理。清新公司在成立和经营过程中，先后通过技术转让、自行研制开发等途径拥有了GTM、STJ等系列气流粉碎机新产品的生产技术，并通过与公司人员签订誓约书、保密协议的形式，对上述生产技术加以保密。
2001年底，陆某被清新公司免去了总经理职务，并于2002年初到原为清新公司生产配套产品部件的被告宏达公司担任总经理。其后，宏达公司以高薪聘用了原为清新公司技术人员的祝某、张某、唐某及熟练技术工人梅某等人到宏达公司工作，陆某还指使祝某等人按照清新公司的GTM－100、GTM－30等九个型号的气流粉碎机产品图纸转换绘制成宏达公司相对应的BPM－100、BPM－30等九个型号的产品图纸。其后，宏达公司按照上述图纸，组织生产出了上述的部分产品，并进行了销售，给清新公司造成了376189．6元的经济损失。
后清新公司以陆某、宏达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宜兴市公安局报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知产中心）向公安局出具了《技术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为：清新公司生产技术图纸中所体现的系列产品的具体设计尺寸、公差配合、技术要求等技术信息是非公知技术信息；清新公司所主张的系列气流粉碎机技术要点中所包含的有关粉碎腔高度与内壁直径尺寸的设计比例等用于指导实际生产的实验数据、参数、公式等技术信息，应认为是非公知技术信息。同时，上海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宜兴市公安局出具了《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宏达公司通过获取和使用清新公司的产品技术给清新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05万元（评估基准日为2003年11月18日），其中给清新公司造成的市场损失为346288．13元，清新公司因维权而花费29901．47元，两项合计为376189．6元。
宜兴市人民法院审理该刑事案件后认为，宏达公司采用利诱手段非法获取清新公司的气流粉碎机系列产品技术，并组织生产销售相同产品给清新公司造成经济损失37万余元，陆某作为宏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与宏达公司共同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但鉴于宏达公司及陆某的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立案标准，不能认定为重大损失，故法院在（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宏达公司及陆某的行为均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其后，清新公司以陆某及宏达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宏达公司采取利诱手段，非法获取清新公司的气流粉碎机系列产品技术，陆某作为宏达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属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两被告并组织销售相同产品，给清新公司造成经济损失376189．6元。以上事实有（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所证实，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76189．6元，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四、法院审理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审理侵害商业技术秘密纠纷的民事诉讼中，商业秘密的权利主张人应当首先在举证期限内明确其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否则，法院无法对其主张的技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进行实质性审查和认定，而被告也无从进行针对性的答辩和质证，即使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也会因为缺乏具体对照标准而导致无法执行。本案中，由于（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中最终认定宏达公司及陆某的行为均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且原告清新公司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列气流粉碎机技术中的秘密点已经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向宏达公司、陆某进行过披露和说明，此外知产中心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及（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中也没有相关的反映，故刑事诉讼中的有关证据材料并不能免除清新公司在民事诉讼中所应承担的就其技术秘密点的说明和举证义务。而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清新公司始终不能明确其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即有关技术秘密点的具体数值、参数等信息，应当认定其没有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要求尽到举证义务，故其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此外，关于陆某的民事责任问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追究的是陆某在单位犯罪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清新公司主张陆某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没有民事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据此，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清新公司对宏达公司、陆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亦由清新公司负担。
判决后，清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刑事判决书已确认宏达公司、陆某的行为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只是鉴于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额未达到立案标准而未追究二被上诉人的刑事责任；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知产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以及宜兴市科学技术局出具的鉴定意见，均已确认清新公司主张的技术信息是非公知技术信息、宏达公司产品图纸系抄袭清新公司的产品图纸；根据评估报告，宏达公司、陆某窃取清新公司技术后进行生产销售，造成经济损失376189．6元，应予赔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审理侵害商业技术秘密纠纷的民事案件中，技术信息秘密点的具体指向和内容是技术秘密侵权判定的前提。只有明确了争议的技术信息具体需要保护的内容，才能判定其是否属于商业秘密，以及被控侵权方使用技术是否构成侵权。因此，在指控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诉讼中，权利人首先应当明确其需要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的技术信息的具体内容，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上诉人清新公司主张其生产的涉案九个型号的气流粉碎机的具体设计尺寸、公差配合、技术要求等技术信息，以及粉碎腔高度与内壁直径尺寸的设计比例、实验机与同系列设备生产能力的转换方式等技术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但其在本案一、二审中却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始终未能明确上述技术信息的具体数据、公式等内容。上诉人称依据生产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但由于该鉴定报告也未反映出上诉人主张的技术信息的具体内容，亦不能支持其主张。
据此，由于上诉人未能明确其主张保护的技术秘密的具体内容，从而导致被上诉人无法针对上诉人主张的技术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进行抗辩，法院亦无法对其主张的技术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作出判定。对此，上诉人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清新公司关于其生产的涉案产品的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其指控被上诉人宏达公司、陆某侵犯其商业秘密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江苏省高院最终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实践中经常出现如本案中当事人一样在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后，以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可知，前诉判决所裁判的事项对于后诉的程序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是，由于法律未对既判力的适用范围给出明确规定，故在某些行为既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同时又是民事侵权行为时，刑事判决的预决效力问题通常就会表现在民事侵权中。如本案在刑事诉讼书过程中，法院在判决理由中认定了“宏达公司与陆某的行为均属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但却由于二被告的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未达立案标准，最终在刑事判决书的判决主文中宣告宏达公司、陆某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而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更是以不能认定宏达公司、陆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清新公司的商业秘密为由驳回了清新公司的诉讼请求。那么，在先刑事判决对之后的民事判决是否具有既判力，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一般而言，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法院会对在先刑事判决做以下审查，以决定能否适用,包括：商业秘密权利是否存在的证明标准应适用民事诉讼上的“高度盖然性”（是将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而非依据刑事诉讼上的“排除合理怀疑”（被证明的事实必须通过它们的证明力使罪行成立）标准；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和后果的认定，民事诉讼上采取“相似加接触”的推定方法，而非刑事诉讼上更为严格的认定方式。同时，在审理过程中，如出现对最终认定的事实与在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一致的情况，如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新证据推翻了在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或该刑事判决本身有误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及审级监督的途径，对错误的在先刑事判决予以纠正，避免出现判决冲突的情况。
本案中民事诉讼的审判法官最终没有将在先刑事判决中认定的“宏达公司与陆某的行为均属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作为免证事实而直接援引和采纳，并在清新公司在民事诉讼中未能完成就其技术秘密的举证义务时判决其败诉。由此可见，在先刑事判决中的判决理由在民事诉讼中不具有完全的既判力，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仍对其主张的相关事实负有证明责任。
另外，从本案可以看出，在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着诸多差异，故当事人应注意到在两个诉讼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的不同，从而更好的在不同的诉讼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公正与效率的司法改革目标实现的一项重要制度。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规定，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严格规范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滥用职权，切实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一、举证责任的起源及含义


举证责任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到近代德国发展到繁荣阶段。中国古代诉讼制度中没有举证责任制度。在我国古代诉讼中，行政、司法不分，法官也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地位很高，包揽一切。从各种证据的收集调查及审查判断上均由法官说了算，不具备产生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的条件。我国从立法上引入举证责任制度是1910年起草的《大清民事诉讼法律草案》。


举证责任是证明主体为了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院裁判的确认，所承担的提供和运用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以避免对于己方不利的诉讼后果。举证责任有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主张责任。主张是证明的前提，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诉讼主张谈不上承担证明责任。第二，提供证据责任。有了诉讼主张，才需要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是一种风险负担，并不是所有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行为都是在履行提出证据的责任。第三，说明责任。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方承担的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说明论证，使法官确信自己提出的主张。第四，是不利后果负担责任。举证责任的最终表现是如果不能提出能够说服法官确认自已诉讼主张的足够证据，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将承担败诉的结果。


二、被告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


我国三大诉讼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逐步确立发展起来的。其中，行政诉讼起步最晚，直到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才标志着我国三大诉讼制度的基本确立。在三大诉讼制度中，每个诉讼制度对举证责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刑事诉讼中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始终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承担(也就是原告方)。他们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侦查权，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当然就必须承担证明案件事实、确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的责任。除了特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案件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总之在刑事公诉案件中主要是司法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刑事自诉案件的证明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同时也规定了人民法院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从立法上明确了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中的特有原则。


三、被告负举证责任的立法原意


行政诉讼在三大诉讼中确立较晚，它的确立，标志着依法治国又前进了一步。我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封建专治的国家。“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残余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老百姓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是一个弱势群体。许多官员的思想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总认为自己高高在上，自己说了算，再加上法律上、行政管理上的漏洞，这种权力欲很客易澎涨。滥用职权，超越职权是很平常的事，为此呼吁了多年的“民告官”的法律终于出台。虽然有着很多老百姓不如意的地方，很多老百姓认为该调整的行政诉讼并没有规定，但《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确实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大进步，老百姓起诉有了依据。按照现在流行的平衡论的观点，被告在诉讼中主要是举征责任负担上比原告承担的责任更大，更多地是考虑原告的权益。被告负举证责任的立法原意主要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随意行政，确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特点


行政诉讼是专门处理解决行政案件的法律制度，它与处理解决民事案件的民事诉讼和处理解决刑事案件的刑事诉讼并列为三大基本诉讼制度。当代世界已有许多国家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我国第七届全国人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4月4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该法于l990年1O月1日生效施行，这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全面建立。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如下特点：


（一）行政诉讼强调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未将法院依职权取证和原告或第三人举证置于同等地位。被告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


（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单方责任，即举证责任由被诉的行政机关单方承担，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


（三）行政机关的举证范围不仅局限于事实证据，还包括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对被告举证内容、时间、程序、都作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


五、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因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当被告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而法院又无法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时，由被告承担败诉后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