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被处女” 是否属于“冷暴力”/王礼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5 23: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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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被处女” 是否属于“冷暴力”－－兼谈“冷暴力”的立法问题
王礼仁
【摘要】在没有家庭暴力立法之前，虐待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在“家庭暴力”立法之后，人们便喜新厌旧，都钟情于家庭暴力，而冷落虐待，将虐待都往暴力中塞，使虐待“门前冷落车马稀”。“家庭暴力”插足“虐待”，“暴力”成了“第三者”。因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虐待”被“冷暴力”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虐待”被“冷暴力”的问题，才能解决妇女被“冷暴力”的问题。
【关键词】被处女；冷暴力；家庭暴力；虐待；立法
一、背景资料
最近，我有幸被邀请以“评议人”的身份，参加凤凰电视台与北京冠华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制作的关于家庭“冷暴力”立法辩论节目。
这次节目辩论的话题，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张荆律师倡议的“冷暴力”立法。其辩论的焦点是 “冷暴力”应否立法。[1]
辩论中涉及的一个冷暴力的典型案例，就是一个女离婚当事人，结婚十年，丈夫拒绝与其发生性关系，直到离婚还是处女。由于该女当事人不是自愿当处女，而是“被丈夫处女”，笔者称之为“被处女”。
这个案件的大致案情是：
2009年5月8日，长期遭受丈夫冷漠对待的孙红(化名)提起离婚诉讼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法官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发现，与丈夫走过十年婚姻之路的孙红，竟然还是处女。
原告孙红在起诉书中称，自己与被告是同校同学，经自由恋爱于1999年结婚。婚后，被告经常对原告进行侮辱、谩骂，后来开始动手。恋爱时，被告曾与原告有过一次不完全的性接触，之后从结婚起至今被告从未与原告发生过性关系。原告尝试着做过各种的努力，都受到被告冷言冷语的攻击。在长达十年的婚姻里，原告饱受被告言语侮辱及家庭暴力的伤害，同居权、生育权受到严重侵害，迫使原告成为高龄未育女性。
鉴于此种情况，原告依据《婚姻法》及《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诉诸法院，希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 1、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解除婚姻关系。2、婚内财产依法分割，应照顾无过错方，并适当多分。3、依法认定被告行为对原告构成家庭暴力，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失人民币5万元。4、被告履行承诺，支付原告人民币4万元。5、判令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经济帮助。
本案争论的焦点是，孙红的丈夫拒绝同居（即拒绝性行为）是否构成“冷暴力”？应否赔偿？法律对冷暴力是否应当立法？
对此不少学者认为，根据目前立法，拒绝同居要求赔偿，在法律上没有根据。
张荆律师被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指派代理孙红案件，她对这个案件有不同案看法。
张律师认为，“被告拒绝同居行为使原告患上了焦虑性抑郁症，对原告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就是一种家庭暴力。男方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并因此认为，对于家庭‘冷暴力’的制裁迫切需要立法加以完善。
二、“被处女”有责与无责的判断
自愿当处女，不涉及法律问题；只有“被处女”，才涉及法律问题。有人认为，从夫妻之间的配偶权考察，相互之间具有同居的义务。一方拒绝与他方同居，“被处女”有权要求赔偿。
简单地套用配偶权，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配偶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配偶权包括财产权与人身权。人身权中虽然包括相互之间的性权利或性义务。但这种性权利或性义务是人伦秩序之权利或义务，具有浓厚的伦理性，是法律所无能为力的。同时，如果法律承认夫妻不得拒绝性要求，这正好给男子提供了强奸或性暴力的借口。而且拒绝性要求，在女性中更多。如果承认这也是暴力，将会有更多的女性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也可能是配偶权的复杂性，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配偶权。
性是人的本能之一。一个无生理或心理缺陷的正常人，性是婚姻必不可少的内容。正如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所说：“性是婚姻的三大实体之一”。那么，一方为什么要拒绝性，这就涉及到夫妻感情问题。性是一种情感的东西，只有“情有所生，性方而至”。法律无法强制，也不能强制。
因夫妻感情引起的性中断或无性，只能通过缓和夫妻感情或离婚解决。因而，这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应当是如何解冻夫妻感情或终止夫妻关系。需要提醒妇女同胞的是：要对婚姻的前途有一个正确判断，对离婚有一个正确态度，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积极主张社会组织（特别是政府），应当广泛设立婚姻咨询和“医疗”机构，以预防家庭“冷暴力”，及时消除家庭“冷暴力”。这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要解决好妇女被歧视、被冷落而不愿离婚，或不敢离婚问题，即要解决好妇女离婚本钱问题。要提高妇女地位，要建立健全女离婚当事人经济帮助和社会救济双轨制。使妇女敢向男人说不；敢向冷暴力说不；敢向婚姻说再见。这才是治理冷暴力的根本。
法律是有边界的。不能把任何事情都上升到法律。以性拒绝为例，如果夫妻一方拒绝性，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岂不是说：你没有夫妻感情，也得要发生性行为；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法律人们能够承受吗？因而，单纯因夫妻感情不好而没有性，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显然缺乏正当性基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被处女”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但对于“被处女”并非都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男方无正当理由，既拒绝女方性要求，又采取威胁等手段，限制女方离婚（重新获取性），女方因受恐吓或被控制，不敢或不能提出离婚，被迫长期过无性生活。男方的行为则属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离婚自由）的虐待（性虐待）行为，构成了虐待。女方（或妇女保护机构协同下）可以据此提出离婚，并请求离婚精神赔偿。对于限制人身自由或离婚自由，情节严重者，还可以限制人身自由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追究刑事责任。
总之，“被处女”一部分属于非法律调整的无责范畴，一部分属于虐待调整的有责范畴。划分“被处女”有责与无责的界限，关键要看男方是单纯的不作为，还是不作为加作为（限制女方自由或离婚）。如果男方只是单纯的不作为，即单纯拒绝性要求，并没有限制女方离婚或人身自由，女方基于某种原因的考虑而没有及时提出离婚，因此“被处女”，男方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男方在不作为（即拒绝性）的同时，又以作为的方式限制女方离婚或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被处女”，则构成虐待。对此，男方应当承担虐待的法律责任。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如果本案被告经常对原告进行侮辱、谩骂，情节严重者，亦可以构成虐待。但这与“被处女”，则是另一性质问题。
王礼仁
【摘要】在没有家庭暴力立法之前，虐待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在“家庭暴力”立法之后，人们便喜新厌旧，都钟情于家庭暴力，而冷落虐待，将虐待都往暴力中塞，使虐待“门前冷落车马稀”。“家庭暴力”插足“虐待”，“暴力”成了“第三者”。因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虐待”被“冷暴力”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虐待”被“冷暴力”的问题，才能解决妇女被“冷暴力”的问题。
【关键词】被处女；冷暴力；家庭暴力；虐待；立法
一、背景资料
最近，我有幸被邀请以“评议人”的身份，参加凤凰电视台与北京冠华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制作的关于家庭“冷暴力”立法辩论节目。
这次节目辩论的话题，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张荆律师倡议的“冷暴力”立法。其辩论的焦点是 “冷暴力”应否立法。[1]
辩论中涉及的一个冷暴力的典型案例，就是一个女离婚当事人，结婚十年，丈夫拒绝与其发生性关系，直到离婚还是处女。由于该女当事人不是自愿当处女，而是“被丈夫处女”，笔者称之为“被处女”。
这个案件的大致案情是：
2009年5月8日，长期遭受丈夫冷漠对待的孙红(化名)提起离婚诉讼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法官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发现，与丈夫走过十年婚姻之路的孙红，竟然还是处女。
原告孙红在起诉书中称，自己与被告是同校同学，经自由恋爱于1999年结婚。婚后，被告经常对原告进行侮辱、谩骂，后来开始动手。恋爱时，被告曾与原告有过一次不完全的性接触，之后从结婚起至今被告从未与原告发生过性关系。原告尝试着做过各种的努力，都受到被告冷言冷语的攻击。在长达十年的婚姻里，原告饱受被告言语侮辱及家庭暴力的伤害，同居权、生育权受到严重侵害，迫使原告成为高龄未育女性。
鉴于此种情况，原告依据《婚姻法》及《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诉诸法院，希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 1、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解除婚姻关系。2、婚内财产依法分割，应照顾无过错方，并适当多分。3、依法认定被告行为对原告构成家庭暴力，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失人民币5万元。4、被告履行承诺，支付原告人民币4万元。5、判令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经济帮助。
本案争论的焦点是，孙红的丈夫拒绝同居（即拒绝性行为）是否构成“冷暴力”？应否赔偿？法律对冷暴力是否应当立法？
对此不少学者认为，根据目前立法，拒绝同居要求赔偿，在法律上没有根据。
张荆律师被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指派代理孙红案件，她对这个案件有不同案看法。
张律师认为，“被告拒绝同居行为使原告患上了焦虑性抑郁症，对原告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就是一种家庭暴力。男方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并因此认为，对于家庭‘冷暴力’的制裁迫切需要立法加以完善。
二、“被处女”有责与无责的判断
自愿当处女，不涉及法律问题；只有“被处女”，才涉及法律问题。有人认为，从夫妻之间的配偶权考察，相互之间具有同居的义务。一方拒绝与他方同居，“被处女”有权要求赔偿。
简单地套用配偶权，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配偶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配偶权包括财产权与人身权。人身权中虽然包括相互之间的性权利或性义务。但这种性权利或性义务是人伦秩序之权利或义务，具有浓厚的伦理性，是法律所无能为力的。同时，如果法律承认夫妻不得拒绝性要求，这正好给男子提供了强奸或性暴力的借口。而且拒绝性要求，在女性中更多。如果承认这也是暴力，将会有更多的女性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也可能是配偶权的复杂性，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配偶权。
性是人的本能之一。一个无生理或心理缺陷的正常人，性是婚姻必不可少的内容。正如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所说：“性是婚姻的三大实体之一”。那么，一方为什么要拒绝性，这就涉及到夫妻感情问题。性是一种情感的东西，只有“情有所生，性方而至”。法律无法强制，也不能强制。
因夫妻感情引起的性中断或无性，只能通过缓和夫妻感情或离婚解决。因而，这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应当是如何解冻夫妻感情或终止夫妻关系。需要提醒妇女同胞的是：要对婚姻的前途有一个正确判断，对离婚有一个正确态度，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积极主张社会组织（特别是政府），应当广泛设立婚姻咨询和“医疗”机构，以预防家庭“冷暴力”，及时消除家庭“冷暴力”。这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要解决好妇女被歧视、被冷落而不愿离婚，或不敢离婚问题，即要解决好妇女离婚本钱问题。要提高妇女地位，要建立健全女离婚当事人经济帮助和社会救济双轨制。使妇女敢向男人说不；敢向冷暴力说不；敢向婚姻说再见。这才是治理冷暴力的根本。
法律是有边界的。不能把任何事情都上升到法律。以性拒绝为例，如果夫妻一方拒绝性，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岂不是说：你没有夫妻感情，也得要发生性行为；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法律人们能够承受吗？因而，单纯因夫妻感情不好而没有性，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显然缺乏正当性基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被处女”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但对于“被处女”并非都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男方无正当理由，既拒绝女方性要求，又采取威胁等手段，限制女方离婚（重新获取性），女方因受恐吓或被控制，不敢或不能提出离婚，被迫长期过无性生活。男方的行为则属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离婚自由）的虐待（性虐待）行为，构成了虐待。女方（或妇女保护机构协同下）可以据此提出离婚，并请求离婚精神赔偿。对于限制人身自由或离婚自由，情节严重者，还可以限制人身自由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追究刑事责任。
总之，“被处女”一部分属于非法律调整的无责范畴，一部分属于虐待调整的有责范畴。划分“被处女”有责与无责的界限，关键要看男方是单纯的不作为，还是不作为加作为（限制女方自由或离婚）。如果男方只是单纯的不作为，即单纯拒绝性要求，并没有限制女方离婚或人身自由，女方基于某种原因的考虑而没有及时提出离婚，因此“被处女”，男方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男方在不作为（即拒绝性）的同时，又以作为的方式限制女方离婚或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被处女”，则构成虐待。对此，男方应当承担虐待的法律责任。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如果本案被告经常对原告进行侮辱、谩骂，情节严重者，亦可以构成虐待。但这与“被处女”，则是另一性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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