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伊毅 王静雯 张琼 谈乐园 袁方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63）

[摘要]　国家赔偿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在限制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依法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完美效果，笔者从现实的案例出发就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作一浅显地探讨。
[关键词] 精神损害赔偿 必要性 构建

一、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始见于我国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其他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为加强对民事权益的司法保护,抚慰受害人,引导公民尊重他人权利,提高公民法制意识,保护司法公正,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关于确认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赔偿确定办法,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已得到重大突破。被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誉为继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以后中国民法对人身保护的第二个里程碑。[1]P391
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94年正式通过,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只见于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第十五条：（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有以上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二、 从个案看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缺陷

案例简介：
2001年1月8日晚，19岁的女孩麻旦旦在其姐姐的发廊里看电视时，被陕西泾阳县蒋路乡派出所干警王海涛与派出所聘用司机胡安定强行带回派出所，进行轮流单独讯问，要求其承认曾与某男有过不正当的性行为。麻旦旦不承认，遭到王、胡的威胁、恫吓、殴打并被铐在篮球杆上。被非法讯问23小时后，1月9日，麻旦旦被送回家，随后，泾阳县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该裁决书以“嫖娼”为由，决定对麻旦旦拘留15天。接到裁决书后，麻旦旦立即向咸阳市公安局提请行政复议并提出赔偿要求。2月6日，麻旦旦做了处女检查，证明自己是处女。2月9日，泾阳县公安局再次要求其做了一次“处检”，证明其仍是处女之身后，咸阳市公安局撤销了泾阳县公安局的错误裁决。此后，麻旦旦将两级公安局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费500万元。5月19日，咸阳市秦都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行政处罚裁决、强制传唤、强迫原告做“处女膜完整”医学鉴定、使用器械等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在10日内支付原告赔偿金74.66元，医疗费1354.34元，误工费每日25.67元（从1月10日起）。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7月18日，二审开庭。12月11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麻旦旦5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未获支持。本案审理过程中，麻旦旦精神几乎处于崩溃，但为了还自己清白之名，坚持出庭，由于支撑不住不得不入院治疗。这起荒唐的“处女嫖娼案”给麻旦旦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至于本案，被害人麻旦旦被刑讯逼供，精神遭受极大痛苦，一审、二审判决都是赔偿74.66元，这种判决结果，不仅原告难以接受，法学界及关注此案的公众也难以接受。在受到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国家名义作出的违法行为侵害时,受害人受到的侵害,不仅表现在肉体上,同时表现在精神上,因此当侵权行为纠正以后,仅给受害人物质损害补偿,不给其精神损害补偿的做法是不公正的。虽然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并不违背现行法律，但法律的正确执行，并不代表事实上的公正，立法上的残缺必将导致执法上的狭隘。此案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立法的不完善。
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来看，精神损害的赔偿应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补救制度，借助金钱、物质等手段达到精神抚慰之目的，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但从国家赔偿法上述规定以及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在侵权责任承担上存在赔偿范围过窄,只限于名誉权、荣誉权,而未包括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人身自由等人格权;赔偿方式未包括金钱赔偿;赔偿标准不同于民事侵权赔偿;对违法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具惩戒性等一些缺陷。此问题如不及时妥善解决,必将影响国家赔偿法的进一步贯彻实施。

三、完善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1、宪法原则的基本要求
我国国家赔偿法同其他法律一样，是以宪法为根据制定的。我国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第3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但是现实中，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的事件仍不断上演，为更好的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是符合宪法原则的基本要求的，对于保障宪法的实施体现宪法保障民权、控制国家权力的宗旨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国家赔偿中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与民事立法相矛盾
国家机关侵权与民事主体侵权只是主体不同，本质上没有区别。传统的理解没有把国家同一般的民事主体进行合理的对等，而往往把国家和行政机关置于优于公民权利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机关与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具有一定的对等性，国家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与民事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也应在立法和实践上实现统一。无论是民事侵权行为，还是国家侵权行为，只要给公民造成了精神损害的，均应给予受害人法律救济，赋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3、有利于彻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国家赔偿法中只针对受害人名誉权和荣誉权的损害作出一定的解释，但除此之外的隐私权、信用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人身权利却根本没有涉及。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权利统归到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中去。这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实践的需要。从赔偿的形式来看，对精神的损害，国家赔偿法只采用了精神抚慰而没有采取金钱赔偿的物质方式。特别是当精神损害无法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来救济的情况下，给予受害人以适当的赔偿金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遭受的痛苦，物化其损失则更有利于赔偿法的实现。所以精神损害赔偿给予金钱赔偿的物质方式是对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法律保障的进一步延伸和完善。
4、限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的滥用以规范其行为
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就是以支付金钱等物质方式来追求心灵上的平衡。它不仅可以抚慰受害人的心灵，以另一种方式给它提供精神补救，而且意味着对加害人的非难，同时也可以要求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员支付部分国家赔偿费用，显然，这种通过物质形式的制裁与监督更富效率。这种经济上的威胁和制裁不但可以确保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有助于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制的完善，推动勤政建设。
5、符合国际立法趋势
国际上，精神损害赔偿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国家赔偿制度的通例。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俄罗斯联邦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对公民健康造成损害的赔偿金额，就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又如法国，国家赔偿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方法主要是金钱赔偿。其次，英国、德国、瑞士等国家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些给完善我国国家赔偿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出了要求，同时也提供了立法参考。
四、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具体建议，有关专家设计了两种方案，一是直接修改国家赔偿范围、原则、标准，扩大国家赔偿责任的覆盖面，使国家承担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来；第二种方案是简单的修改，只需笼统的加上“除依本法规定外，适用民法规定”的规定，即可解决这一问题[2]。笔者认为因民法与国家赔偿法存在的一系列理论和原则的差异，上面第二种观点看似简单，却很难实现。因此更倾向于第一种建议，就国家赔偿制度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应在借鉴民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
（一）赔偿范围
国家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等一系列因素相联系。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辅助性的,而非主导性，我国的法治状况、财力充裕程度、精神损害侵权数量以及国家赔偿法所确定的违法原则等决定我们不能对每一桩国家的精神侵权行为进行赔偿，也不应对应予赔偿的侵权行为而不赔偿。这就有一个赔偿的范围问题。此范围的界定,对于国家侵权受害人,赔偿义务机关和法院赔偿委员会,均有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法第30条规定这一赔偿范围只限定在名誉权和荣誉权，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而言过窄。
国家侵权与民事侵权不应因主体的不同而使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范围有如此大的差异。因而，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在吸收《解释》中关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进一步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以及发明权、发现权等权利被非法侵害时，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名誉权受到非法侵犯时所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二）赔偿原则
由于法律只是对于社会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现象的静态规定，当某一新的情况出现后，法律又往往不能适应其要求。我国将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统一规定进一部国家赔偿法，赔偿法总则将违法责任原则规定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的共同原则，但在刑事赔偿范围中又规定有不以违法为前提的不少事项，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我国赔偿法原则的热烈讨论。现在看来违法责任范围过于狭窄，并且将虽不违法却明显不当的行为赔偿责任排除在外，法律中肯定的某些行为有时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损害，而根据归责原则又找不到承担责任的根据，很明显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赔偿的权利，违反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应取决于侵权行为本身，如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实施手段、方式、影响范围等具体情节。理论上，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与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应遵循统一的原则，不应因侵权主体不同而在民事侵权和国家侵权上分别适用不同的赔偿原则。但实际中，国家赔偿法对归责原则的确定与选择既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又受传统观念的左右，所以又不能完全适用民法中的责任原则。
国家赔偿法的本意是要依法限制权力的专横和滥用，但由于规则原则过于简单，免责条款过多，使法律控制权力的效果并不明显。为此，许多国家的国家赔偿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推用公平原则、无过错原则、危险责任原则等原则来弥补不足。如法国在司法赔偿领域实行无过错原则辅之以过错原则。德国在刑事赔偿中实行无过错原则兼顾公平原则等。
至此，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其他归责原则，如结果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作为违法责任原则的补充，进一步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权益。
（三）方式与标准
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采用什么方式，依据什么标准等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到国家与受害人权益。在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中只规定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精神抚慰方式，笔者基于现实情况的发展和《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认为对国家造成的精神损害责任承担方式在原有的基础上必须引入金钱和其他物质赔偿，进一步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对国家造成的精神损害的金钱和其他物质性赔偿必须有一定的标准才能使赔偿具有可操作性、现实性和合理性。
由于民事侵权与国家侵权的主体不同，因此国家对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应区别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基于我国的国情和各案的差异，笔者认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不应规定上下限，其赔偿具体数额应根据以下因素，依照自由裁量来确定：
1． 侵权行为的严重性程度即侵权具体情节，如手段、场合、行为方式、持续状态或时间
2． 受害人的心理素质
3． 受害人的谅解程度
【关 键 词】 虚报 注册资本 构成 完善
【内容摘要】虚报注册资本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经济犯罪。注册资本既是公司必有的财产基础，也是划分股东权益的标准之一，还是公司承担风险、偿还债务的基本保障。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增加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罪，这是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作出的一种法律选择。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导致对该罪构成在理解与执行中的混乱，期待通过对该罪构成认定中较有争议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提出防治犯罪的一些构想，为准确打击犯罪、实现法治功能有所裨益。

据《检察日报》载，重庆市俩兄弟为300余家企业虚报注册资本达11亿元，南京市三名犯罪嫌疑人为900家公司假验资虚报注册资本总额高达14亿元。这些特大虚报注册资本案件，暴露出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虚报注册资本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经济犯罪。本罪是从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一条的规定吸收改为刑法的具体规定的，修订前的刑法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规定。由于注册资本既是公司必有的财产基础，也是划分股东权益的标准之一，还是公司承担风险、偿还债务的基本保障，公司成立过程中注册资本的申报对于保证公司质量和防止公司滥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增加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罪，应当说是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作出的一种法律选择，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导致实践中对该罪在理解与执行中的混乱。
根据刑法第158条第1款规定，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1％以上5％以下罚金。由此，所谓虚报注册资本罪，是指申请公司登记时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在认定该罪的主观方面和客体上不存在着太多的争议，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的公司登记管理制度，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必须出于明知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直接故意，即具有通过欺骗取得公司登记的目的，对于为达到此目的所使用的种种欺诈手段不仅明知，而且积极追求。但是，在对虚报注册资本罪法律规范的逻辑关系、罪责的主体承担、行为的客观方面等问题上往往存在着认识分歧，下面本文着眼于对该罪构成认定中较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就防治对策提出一些粗浅的构想。
一、虚报注册资本罪法律规范的逻辑关系
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法律规范的内在逻辑关系有不同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从法条的语言表述逻辑上，申请公司登记时，“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与“采取其他手段虚报注册资本”都是一种行为手段，其共同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而作为构成犯罪，从而区分罪与非罪界限重要标志的“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与“使用虚假证明文件”的严重情节是相并列的。并且由此主张，用本罪的一个“手段行为”虚报注册资本作为罪名是不妥当的，应以犯罪目的作为确定罪名的标准，即定名为公司登记欺诈罪为宜。第二种观点认为，因为事实上行为人骗取公司登记，有时仅采用“虚假证明文件”而不需再“虚报注册资本”即可骗得公司登记，故认为“虚报注册资本”可以骗取公司登记，同样“虚假证明文件”也可骗得公司登记，当然也不排除行为人既“使用虚假证明文件”又“虚报注册资本”从而“骗取公司登记”，并由此认为“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与“虚报注册资本”是一种并列选择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只能是“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与“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并列，二者作为手段共同服务于“虚报注册资本”，从而最终服务于“骗取公司登记”，因而从行为角度定名为“虚报注册资本罪”是科学的、恰当的。
笔者同意上述第三种观点。注册资本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登记机构登记的实际缴纳的出资总额。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物质条件和对外承担债务的财产保障，也是公司依法成立的前提。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改变了原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按不同经营范围规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以及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明确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在不具有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情况下，实现虚报注册资本，就必然要“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在这里，所谓虚假证明文件，即指伪造或虚构的验资、验证、评估等有关的文书、文字材料。至于虚假证明文件的来源，有的是行为人伪造而虚构的，有的是行为人之间串通由有关机关提供的，有的是有关机构出具真实的证明文件，行为人进行涂改、变造的。具体的方法，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其他欺诈手段”则包括采取贿赂等非法手段收买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恶意串通，虚报注册资本。
笔者认为，无论从法律规范的逻辑关系还是其内在性上讲，“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是虚报注册资本罪客观方面的手段要件，二者应当属于并列选择关系，既可以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也可以是两种情况兼备，共同服务于虚报注册资本，从而最终服务于骗取公司登记。至于“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是客观方面的后果要件，数额巨大、后果严重、严重情节之间亦是并列选择关系，后果要件与手段要件一样，共同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客观方面，成为虚报注册资本客观方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虚报注册资本罪罪责的主体承担
根据刑法规定，本罪的主体属于特殊主体，既可以是申请公司登记的自然人，也可以是申请公司登记的单位。申请公司登记的人，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人有所不同。根据公司法第30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第84条第2款和第93条之规定，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首次缴纳出资后，应当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章程、由依法设定的验资机构出具验资证明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申请设立登记”，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应于创立大会结束后三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相关文件，申请设立登记。
对于申请公司登记的人，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申请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而虚报注册资本构成本罪的，为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本罪主体的范围，为公司发起人以及公司董事会中的所有成员。第二种观点认为，申请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申请人，并非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只有在参与的股东明知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本罪主体的范围，只限于发起人以及公司董事会中明知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成员。第三种观点认为，申请公司登记的人为明知虚报注册资本并且实际受指定或委托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的股东。
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虚报注册资本罪罪责的主体承担必须与我国刑法主客观一致的归罪原则相适应，只有主客观相一致，才能对罪责主体做到认定准确，承担后果公平。实践中，在股东或发起人为多人的情况下，往往不可能所有的股东、发起人都到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去申请，一般都要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来行使。应当明确，不应当将申请公司登记人与实际上到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申请的人完全混同，申请公司登记的本罪的主体应当是在骗取公司登记的公司中，实际上并没有投资或投资不足约定数额的股东、公司成立的发起人。一般情况下，公司登记都是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来行使申请公司登记，如果其代表是股东、公司成立的发起人，当然是本罪的主体。但必须注意到，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出发，只有在参与的股东明知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本罪主体的范围，只限于发起人以及公司的董事会中明知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成员。
在上述关于责任主体承担之争中，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均有失偏颇：第一种观点没有坚持以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来考察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从而扩大了打击的范围；而第三种观点注意到了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考察，但却在认定责任主体时囿于申报人的形式而缩小了打击的范围。试想，如果有数个股东参与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而只有其中某个股东去实施申报，那么去申报的股东当然是本罪的犯罪主体，同时其他未实际去做申请工作的股东、发起人难道不应该成为本罪的主体吗？
至于代理人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在排除其为股东的情况下，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在民法上代理人授权范围内的行为的法律后果由代理人承担，但在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上，不可一概而论。假如该代理人并不知道其代理的行为是一次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或者由于代理人的过失而进行了实际上的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行为的，都不能认为构成本罪。即使代理人明知其代理的是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实行犯，而只能是本罪的共犯。因为尽管申请行为由其实施，但其并不具有本罪实行犯的主体资格。
此外，关于申请公司登记是单位，即单位犯罪的情况。根据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条规定，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无论其所有制性质如何，也不论其国别，只要是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公司，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是指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或者部门，在设立国有独资公司进行登记时，是指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在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登记时，分别不同情况是发起设立的，是全体发起人选出的董事会，募集设立的是董事会成员。申请公司登记的单位，是指那些申请公司设立的，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代表一个机构或者部门去申请公司登记的情况。单位犯本罪的，应注意同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三、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中“虚报”的认定
对于何谓“虚报”，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任何情况下只要不如实申报公司资本情况的均属虚报注册资本。第二种观点认为，虚报注册资本包括没有达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却采取欺诈手段注明达到了法定限额和虽然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限额却虚报具有更高数额的资本两种情况。第三种观点认为，虚报注册资本具体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无报有，即注册登记时没有资本，但以假证明文件等欺骗手段慌称有资本；二是不充足报充足，即注册资本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限额，谎报已经达到；三是以少报多，即已经拥有符合法律规定限额的资本，但不如实申报而是以少报多。第四种观点认为，虚报注册资本是指行为人实有的资本没有达到公司法要求的设立公司所需的法定资本最低限额，而采取虚假手段谎报注册资本已达到法定标准的行为，即虚报注册资本包括实无资本而报有和资本不足而报已达到申请登记注册最低限额这两种情况。
笔者同意上述第三种观点。如果单从“虚报”的词义上来讲，当然任何情况下不如实申报注册资本的情况都属之。但是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作为犯罪予以处罚的实质要件，在于公司成立时法律要求的最低限额的注册资本，并没有真正在公司设立的帐户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虚报注册资本”，应该从司法适用的角度来认定，而不仅仅是从词义上解释。词义的理解只能有助于理解虚报注册资本的刑法意义。因为本罪的设立是针对皮包公司、骗子公司的市场危害性而采取的一项刑法治理措施。例如，在注册资本已经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如实向登记机构申报而少报注册资本的情况，与是否构成犯罪无关，只是需要由《公司法》调整的问题，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来处理，无须将其界定为犯罪。因为在工商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少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完全“虚报”行为相对要小些，可以不采用刑罚的手段。不过，行为人如果是出于故意变更减少注册资本，欺骗债权人并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主观目的，则可按其他犯罪定性处理。同时，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从刑法的规定上亦要求不能将任何情况的虚报注册资本行为都列入刑法打击的范畴。根据修改后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出资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对不同类型的公司规定了明确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种观点没有从刑法犯罪构成的角度来认定虚报的真正含义，而仅仅从字面的含义上加以解释。第二、三种观点在内容的实质上近似，但第三种观点的分类表述更为确切。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第四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的分歧：即实有注册资本已达到法定最低限额，但其虚报的注册资本额与实有注册资本额差额巨大是否构成本罪。持第四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行为人虽然违反法律，虚报了注册资本，但其实有出资额已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即使不虚报也能取得公司登记，因此，这种行为应受处罚但不应按照犯罪来处理。
笔者认为，第四种观点将“已经拥有符合法律规定限额的资本，但不如实申报而是以少报多”的情形排除在虚报情形之外，缩小了虚报成立的范围。刑法设立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在公司登记过程中严重的弄虚作假、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是在经营活动中对外承担债务的保障，因此在公司虽然达到了法定注册资本的限额要求，但是虚报了更高数额资本的情况下，同样侵犯了公司登记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既可能使该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因此而获得更多的商机，同时也可能因此而背负了更多的债务，有可能危害到以后的交易安全，具有社会危害性，应以犯罪论处。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2条规定：“实缴注册资本达到最低限额，但仍虚报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100万元以上，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也从立法上对此类虚报更高数额的注册资本的情况规定为本罪。
四、关于“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的理解
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成立以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为必要条件。本罪行为发生在申请公司登记过程中，对此没有疑义，但如何理解“取得公司登记”的时间条件，理论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认定公司取得设立登记的同时，也将变更注册资本登记的行为视为“后取得登记”，直接认定为取得公司登记，主张对于在公司申请设立登记以及变更注册资本过程中的虚报注册资本可以构成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取得公司登记的时间只能发生在公司设立申请登记时，变更注册资本虚报的行为因为社会危害性较公司设立申请登记时小，无须运用刑罚手段予以惩治。
笔者对上述两种意见均不能认同。公司的登记，根据授权部门批准的部门及公司规模的不同有不同的要求。根据1988年6月3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5条规定：“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部门批准的全国性公司、企业集团、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公司，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其他企业，由所在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所谓“取得公司登记”，是指经主管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对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公司申请人，批准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宣告正式成立，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享有应有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并受法律的保护。
笔者认为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虚报注册资本罪是在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的过程中发生的，按照法律规定取得公司登记只能发生在公司设立取得登记之时。第一种观点从惩治犯罪的角度出发，将变更注册资本登记直接认定为取得公司登记，注意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对法益的保护，但其不符合罪刑法定的精神，其主张缺乏明确的法律根据；而第二种观点明确取得公司登记只能发生在公司设立申请登记之时，但忽视了变更注册资本阶段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前所述，在注册资本名不副实的情况下，有可能存在着交易隐患，而给公司的其他股东和债权人造成重大的损失。综上，第一种观点强调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第二种观点更强调了罪刑法定主义，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应该从立法上加以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五、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防治对策
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笔者认为，良好的法律只是治理的前提，法律必须得到严格的遵守才能发挥作用，防治虚报注册资本罪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应进一步完善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刑事立法，查找和堵塞行政、经济管理制度的漏洞，多渠道提高公司负责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金融部门对资金使用的监管作用，加大打击虚报注册资本犯罪的执法力度，从多方面预防和治理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发生。
1、加强刑事立法，完善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法律规范。比如，明确规定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时间条件，将法条修改为“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或变更注册资本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设立登记或变更注册资本”；同时，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提高“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的处罚标准，对既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又兼有后果严重或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将法定刑提高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2、强化工商、税务、审计等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能，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其对公司运营的外部监督作用。工商、税务、审计等行政机关是国家干预、调控市场经济主体的执法部门，应切实加强对公司的引导、保护和监管。特别是工商部门应对公司的注册登记严格审查，认真履行审批手续，细化审批环节的管理，加强对公司资金进帐情况的监管，依法发放营业执照，加强对公司的年度检查工作，使年检不流于形式，及时对不合法的公司清理整顿、逐一规范，对于发现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要坚决查处，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规范整顿中介机构，坚决打击中介组织不法行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以诚信为基础，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正是这个基础最重要的细胞。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中介组织人员为揽取业务，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发生大都与中介组织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中介组织唯利是图，弄虚作假，为虚报注册资本犯罪推波助澜，所以对中介组织的不法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对受经济利益驱动与行为人恶意串通的，考虑以虚报注册资本罪或抽逃出资等犯罪的共犯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由于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229条第3款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4、建立立体化预防体系，强化对虚报注册资本犯罪的综合治理。要严格依法办事，明确法律、法规是政策的定型化，现行政策是对法律不完善部分的补充。杜绝少数地方政府为完成招商引资任务，随意出台优惠政策和承诺优惠条件，简化审批手续，放松监管，防止政府职能的滥用。同时，要加强对公司的内部管理，建立和完善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公司负责人员的法律意识，从源头上预防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发生。此外，还要从严格公共媒体对融资服务信息的审查，金融部门加强审查、抵押贷款以及资金的监督使用等多方面，对虚报注册资本犯罪进行防治。

作者：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魏静华 齐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