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贸易体制下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现状、挑战及对策

张晓君 张颖璐

【摘要】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是贸易顺差优势渐逝，遭遇壁垒狙击不断，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经营模式分散等。而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下的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加剧，主要发达成员方加大对国内农业政策的调整和支持力度，中国在入世承诺的让步和自身农业政策支持的薄弱，使得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面临着严竣挑战。因此，应合理利用多边贸易规则，构建较为现实的农业政策。立足国情，构建强有力的农业支持政策。善用谈判策略，更好地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维护利益。
【关键字】多边贸易体制 农产品贸易 现状 问题与对策


一、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现状
（一）农产品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该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279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60.7亿美元，进口额为113.8亿美元。2002年，在入世后的第一年，我国农产品市场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农产品出口额在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进口额度也有所上升，1－11月份，农产品贸易顺差4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1％。[1]。到了2003年，农产品贸易出现了三个“新高”，即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均创历史新高，农产品出口额214.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1％；农产进口额189.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1％，但农产品顺差为25亿美元，同比下降56.1％。但是，该年却是我国农产品贸易自1990年以来顺差较少的年份。[2] 200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情势急转直下，入世风险凸现，虽然农产品进出口额继续保持双增长，但进口增幅已大大超过出口增幅，据官方统计，2004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14.2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233.9亿美元，进口额为280.3亿美元，农产品贸易由上年顺差25.0亿美元转变为逆差46.4亿美元。这是我国首次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出现贸易逆差的一年，而这一逆转的出现仅仅是在我国入世后的第三年。进入2005年以来，尽管我国农产品出口形势有所好转，但总体贸易环境和发展形势仍不容乐观。 （二）农产品贸易遭遇壁垒狙击 入世第一年的2002年，欧盟以我国的水产品中氯霉素含量超标为由全面封杀我动物源性食品的出口，导致2002年上半年对欧盟畜产品出口降幅超过30％；同年，日本以中国产冷冻菠菜中的农药超标为由，于2002年7月17日通过新的《食品卫生法》，全面禁止中国某些蔬菜的进口，根据新的法律，在有关食品存在安全性问题，并且在日本认为出口国安全措施不充分之际，在厚生省劳动大臣认为有必要时，日本政府可对出口国家或厂商的食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3]早在2000年日本就曾对我国大葱、香菇和灯心草征收特别关税，这一曾被预言为入世后中国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第一案的中日农产品贸易争端，虽最终由双方协商解决，但种植这三种作物的中国农民利益遭到了严重损失。此外，入世后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待定使得反倾销也易成为其他成员方限制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常用手段。
随着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竞争加剧，各国贸易壁垒的种类繁多，不断创新，如食品检验标准、国有贸易问题、基因工程作物以及劳工和环境标准等等均构成了新的农产品贸易壁垒，特别是国外
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农产品贸易产生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巨大影响，这对以传统农产品贸易为主的我国农业而言，将减弱农产品的竞争力，使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萎缩，甚至于有些农产品已经被迫退出市场，这是我国农产品出口发展的一个实质性障碍的因素。 （三）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经营模式分散
我国农产品以初加工产品为主，深加工能力不强，而深加工的价值及其附加值较初加工产品的大的多。在出口的农产品中，初加工产品占到80％，而深加工产品仅占20％，造成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整体品质和收益。此外，我国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和设备较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例如，发达国家已普遍采用了水果摘后预冷、贮藏、洗果、涂蜡、分级和冷藏运输等规范配套的处理方式，产后商品化处理量几乎达到100％，而我国包括简易的手工分级在内的商品化处理量还不到总产量的1％。农产品加工的技术和设备问题增加了我国农产品的成本，也影响了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此外，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仍然是极其分散的农户，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使绝大多数出口农产品的生产仍属于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方式，缺乏一种能够把农民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组织起来的流通合作组织，缺乏具有流通经营实力的农业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的销售。此种分散经营模式不易形成规模效应，不利于成本的减少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制约了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发展。 二、多边贸易体制下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保护主义
农产品贸易已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首先，在灾害、饥荒等短缺时期，各国通常采取出口限制以保证国内的食品供给，一国从国外进口食品的渠道被封闭，自给自足便成为贸易保护的借口；其次，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增长和技术发展使工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下降，而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相对上升，其比较优势随着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逐步丧失，而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直接关系农民的生存和福利；在西方普遍代议制的国家，农产品贸易问题常常成为各政党为农民选票之争而关注的问题，农产品贸易保护也成为了院外活动力量有效游说的结果。尽管农产品贸易纳入到了多边贸易体制下，向贸易自由化迈进，并达成了《农业协议》，但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是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均衡以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差别和矛盾，决定了《农业协定》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它只是成员间利益妥协的结果。因此，多哈发展议题中的农业问题在后续谈判中也常处于一种利益尖锐冲突的尴尬处境。
（二）WTO主要成员方的农业政策调整和支持
WTO《农业协定》虽然是一个近乎于框架性的、松散的协议，但它毕竟是一个多边承诺，对各成员方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各主要发达成员方为应对协定对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补贴等农业政策的要求，克服世界农产品价格补贴带来的市场价格扭曲、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的弊端，纷纷对其国内政策进行调整增强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入世伊始，美国即开始实行新的农业政策，确定了直接支持农民收入的政策，并计划在7年内给农民的收入补贴达到356亿美元；同时推出“作物收入保险计划”和“市场损失补助”，帮助农民克服市场经营风险与自然风险；在补贴政策上的新举措有“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直接支付、反同期支付等；在补贴政策的弹性上以不挂钩的直接补贴替代了典型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美国现行农业政策的调整将逐步把价格保护政策转化为直接补贴政策，例如，过去美国对花生、牛奶等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政策，但是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已经提出用对花生和牛奶的直接补贴来替代价格支持，并由政府对花生配额持有者的配额的价值损失进行补贴。这既保护了国内农业、不影响出口竞争力，同时符合WTO的规则，可谓两全之策。在保持和扩张海外市场的农产品出口政策上，美国还制定了三点政策：首先是出口补贴计划，以降低农产品价格，拓展海外市场；其次是通过对出口商提供信贷担保，鼓励出口商将农产品销往国外；最后是利用大国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同性质的经济援助作为其向那些国家出口农产品的条件。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美国出口竞争力必然增强。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其在农业政策上的调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将是巨大而深远的。
欧盟在农业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四个方面。一是制定了“共同农业政策”（CAP）将农产品价格降到国际价格水平，农民的收入损失由欧盟补贴；二是对土地休耕、保护农业生态等实行补贴；三是降低价格支持和出口补贴；四是建立欧盟内农产品自由流动，限制外来农产品进入（征收进口差价税的）的机制，设定405亿欧元的补贴额上限。
日本在农业政策上的举措主要有三项。一是推行新粮食法，减少大米流通的政策管制比例，允许5年内进口大米达到本国消费量的8％；二是颁行大米流通法，农业基本法及农业改革方案，逐步减少粮食的价格支持，加大一般服务及农业公共品的投入；三是农民投资建立和改造农业生产设施，可以获得政府65％－85％的补贴及部分贷款，拓宽农业投资渠道及融资渠道，其补贴额仍高达204亿美元。[5]
（三）主要发达成员方不断构筑新的贸易壁垒。
多边贸易体制允许成员方基于人类动植物健康的安全等原因而背离贸易自由化。典型的如《卫生与动植物措施协议》（以下称“SPS”），其规定各成员方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保护人类与动植物的健康，人畜食物免遭污染物、毒素、添加剂的影响，确保人类健康免遭进口动植物携带疾病而造成的伤害。《技术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称“TBT”）也包含了类似的例外内容。而上述背离的条件过于宽泛，没有可供成员方遵循的统一标准和水平。这就为一些发达成员国家灵活利用规则的缺漏，利用自己在农产品技术和标准方面的优势，以打着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为由，实施超出发展中成员方所能接受的标准，实现其贸易保护的目的。这些发达成员方在制定的进口农产品标准和技术法规方面，已不再是简单的涉及单项残留、单一残留，而是转向多项残留、体系控制的形式，并对出口成员方生产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加工方式的安全卫生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此进行检查、认可和注册，有效地阻止国外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或增加其准入难度，从而实现对其国内农业的保护。勿庸置疑，一些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水平和组织管理上确实较发展成员方要先进得多，其采用的标准也较发展中成员方高，但是，其无视发展中成员方的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和资金匮乏，动辄以人类动植物健康为由限制农产品进口，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这也是我国的农产品频频遭遇国外贸易壁垒的狙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我国入世时在农业领域的退守
我国在入世谈判时，在农业领域的具体承诺上作出了较大让步，对我国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影响是极大，主要的承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承诺入世后对所有农产品的关税均实行上限约束，并且将算术平均关税率由目前的21％降低到2004年的17％。对过去实行外贸计划管理的重要农产品，如粮食、植物油、棉花、羊毛、食糖和橡胶等采取关税配额制度。
实际上，由于我国多年来关税水平总体偏高，有些小额商品关税税率多在50%－70%之间，有的甚至高达150％－180％，平均关税税率为40.3％，关税承诺将导致大量农产品涌入我国市场；同时，我国还采用各种非关税措施，对粮、油、棉、糖等主要农产品进行进口配额管理、进口许可证管理，对我国国内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国内支持方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是10％的微量允许标准。我国承诺的是：（1）中国在基期中的AMS水平为零。（2）中国用于整个农业的一般性支持和用于特定商品的支持均采用8.5％这一微量允许标准，这一幅度介于适用于WTO发展中国家成员和发达国家成员的一般标准之间。（3）计算中国的AMS指标时，将包括按照农业协定第6条第2款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豁免的三项措施开支，即为了鼓励农业和农村发展，给予所以农民的一般性投资补贴、给予资源贫乏地区农民的投入补贴和引导农民停种非法麻醉作物的补贴。（4）中国的AMS按每年的实际产值比例计算，而不是固定在某一特定基期时的水平。
补贴方面，由于我国1986－1990年的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美国由此推断我国对农产品存在较大的补贴，要求在入世后取消全部出口补贴，不享受普通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在1995年－2004年的10年间，将有补贴的农产品数量减少14％的待遇，中国接受了这一要求。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中国承诺对农产品出口不实行补贴。
反观美国和欧盟，都保持了一定数量的出口补贴，而我国重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资源配置又缺乏效率，生产成本以平均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料、食糖料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价格，出口补贴的取消，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国外农产品打开我国内市场之际，又无法加强外销，造成了大量农产品的积压，粮食剩余区增加，国内市场供求严重失调等问题。
（四）我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薄弱
我国长期以来采取农业支持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对农业支持重视不够、效果不明显，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业出口竞争力。
在农业国内支持数量上，从1996年－1998年我国对特定农产品的年平均AMS为－252亿元，也就是说，政府对农民不是采用价格支持而是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国家干预价格，从农民手中掠夺走了252亿元的利益；现在我国政府每年对农业实际补贴率虽为财政支出的2％－3％，但仍大大低于8.5％的入世承诺标准，仅相当于欧盟的1/10，美国的1/4，这样的支持水平是很难适应发展优质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的。
在农业国内支持措施的适用上， WTO贸易规则规定的“绿箱”措施共有11类，而我国目前仅使用了6类，还有5类没有启用，“黄箱”措施的适用也很少，即使已经适用的“黄箱”措施，其实施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比如，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很少，主要采取间接补贴。同时对农民培训的支出力度不够，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对农业补贴采用“暗补”，即通过补入流通、服务“折射”给农业和农民的方式也是对农民开发、经营土地，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推进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经营，实现农业的“两高一优”的目标帮助甚微的。失去了以农业补贴政策措施给农民直接提供“激励——约束”机制的机会；此外，我国农业补贴重点不够明确，补贴几乎涉及到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诸多方面，并且未区分地区和人群，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力度欠缺，即使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也同样面临资金紧缺的状况。[6]
在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分类和范围方面，与WTO有关规则相比较仍有较大出入，我国是按支持对象和支持功能分类的，如“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事业费”等，而WTO规则中的分类是按农产品自由贸易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分类的，如“绿箱”、“黄箱”措施等，我国现行的农业财政支出范围一般包括直接的农业财政支出，而WTO的农业支持范围除了我国的支持重点外，还包括农产品流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内粮食援助等。[7]
三、多边贸易体制下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对策
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化发展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出口创汇上，而且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推动、就业机会的创造、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在农民就业渠道的拓宽、收入的增加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竞争力的提高上都是有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的。因此，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环境、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农业支持法律政策，以促进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快速且可持续的发展：
（一）合理利用多边贸易规则，构建较为现实的农业政策
在关税保护上，由于农产品涉及范围广泛，总体关税水平是用简单的算术平均得到的，因此，可以通过对小额农产品和优势产品实施低关税，来保证对大宗重要农产品进行高度关税保护；此外，还可以效仿日本入关后建立的紧急关税制度、关税配额、季节关税等特殊关税，在开放中保护农业政策的灵活多样性；在关税配额管理上可以采取拍卖的方式，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将进口配额批给出价最高的进口商，进口商为了弥补高额代价获得的配额势必在进口商品过程中提高价格，从而减少对我国农产品的冲击。
在利用“黄箱”措施方面，我国应当采取以微量标准为限，对受冲击较大的农产品进行补贴；将某些非特定农产品的支持转为对特定农产品的支持，比如原来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属于对非特定农产品的补贴，那么，现在对小麦、玉米、大米和棉花这些特定农产品的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时，农民可以根据其出售给政府的数量，凭发票直接领取补贴，然后在市场上自由采购。对特定农产品以及大豆的种子补贴比例应控制在20％左右。
当然，从长远来看，运用关税措施和“黄箱”措施并非是明智之举。首先，从《农业协定》的规定来看，尽管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取消贸易保护（如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出口补贴（出口财政补贴和出口信贷贴息）和生产补贴（“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下的各种补贴）等农业保护措施，但其实施的空间将越来越小，“黄箱”政策即农业保护的主体部分，作为主要减让对象为WTO所禁止或限制；“蓝箱”政策是一种过渡性的农业保护政策安排，从长远看，也属于“清箱”的政策工具；而农业支持是“对贸易不发生或最低程度发生扭曲”的“绿箱”政策，不在减让之列，可以加限制的使用。因此，根据协议，大幅减少直接补贴，增加农业支持力度才是适时、创世之举。
此外，对于针对我国的歧视性的不公平的限制农产品贸易的做法，经磋商不成，可以考虑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求得公正解决。
（二）立足国情，构建强有力的农业支持政策
从我国国情出发，尽早减少和改革低效率的以价格支持政策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保护政策，将资金用在对农民收入、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信息服务和市场营销服务上去，将农业支持政策作为农产品贸易的长期政策安排，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加强对农业支持的针对性、集中性，提高支持力度。（1）向低收入农业生产者发放“绿箱”收入补贴支持。在粮棉油等受冲击严重的主产区，对年平均现金收入600元以下的纯农户和一兼户，根据受冲击后产品的积压程度，直接给予不同等级的收入补贴。政府根据当地农民的收入分布状况，分配享受补贴的人员指标。[8]（2）增加农业科研补贴投入、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根据产品特性、技术类型、公益性程度及产权保护程度对农业科研项目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重点用于国家及省级农业科研院所基础性、公益性、风险大的高新技术、前瞻性研究领域，搭建种质资源和技术平台，为地方农业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育种材料，引导企业在中下游跟进；加强动植物品种资源保护和转基因工程研究，以保证农业有充足的技术储备，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增加深加工农产品的出口数量，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摆脱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困境；提高对农民培训费用的补贴，尤其是对冲击严重的主产区农民的培训；通过对非政府机构创办的培训机构的资助，加大其对培训农民的投入。（3）对优质出口基地建设的支持。国家投资除用于粮棉油糖生产基地建设之外，还应安排一部分资金建设一批符合国际卫生检疫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出口基地，提高茶叶、蔬菜、花卉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以弥补我国取消出口补贴带来的贸易损失。（4）增加对市场营销服务专项资金的投入。将在其它项目中的市场营销中的回笼资金和新投入的资金用于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博览会以吸引国内外企业的订购；设立农民专业协会、农业网络公司为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搜集资料和价格信息；减免农产品广告的税收，统一做当地特色农产品的公共广告等。
2．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增强农业抵御风险。农业保险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施农业支持政策的一项重要手段和方式。我国由于农业政策性强、风险大、赔付率高，而少有保险公司愿意经营农业保险，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以政府政策性保险为主导、以农民合作保险为主体、以商业性保险为补充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具体包括：（1）设立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为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2）中央财政每年按一定比例拨付资金建立国家农业保险基金，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等；（3）条件好的地区可由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合经营农业保险；（4）给予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5）建立农民收入保险制度，为维持农民最低收入水平提供保障，帮助农民化解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6）为了鼓励农产品的外销，可以对出口创汇产品进行保险。
3．加强农业环境建设。（1）强化对农民的环境保护和农业生态平衡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环境保护意识。（2）加强县、乡两级环保机构的建设，配备高素质的环保专业人才。（3）制定和完善农业环境管理技术标准及检测信息系统，为农业环境管理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4）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政策与制度，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政策研究，建立农业环境管理制度。（5）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借鉴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环境管理制度，引进先进的环境保护技术，利用外资发展环保农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相互认证，和国家签订互认协议，使农产品取得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6）扶持生态脆弱地区以使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坡改梯力度。在中国坡耕地综合治理力度，是减少水土流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9]
此外，由于我国农产品的技术和标准较低，这使得入世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门槛”低了，而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仍居高不下，这将严重影响到国内农产品市场份额和出口的竞争力。可以说，农产品标准和安全、卫生、转基因产品等问题是困扰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我国应适时地制定和有选择地实施一批与国际和一些发达成员方接轨的质量、检疫标准和法律法规。特别还应对涉及到人类健康和安全问题的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制订严格的检疫标准。在国内改革检疫管理体制，改变以往只注重最终产品的检验检疫的管理模式，加强对产品来源地实施有效监控，以减轻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市场所面临的竞争压力。
（三）善用谈判策略，更好地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维护利益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1994年7月6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07年5月31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2007年5月31日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机构与各项制度，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和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人员，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五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代表和维护妇女的利益，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妇女联合会依法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第二章　政治权利保障

第六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保障妇女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

第七条 制定涉及妇女权益重大问题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共政策，应当听取妇女联合会的意见。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时，对涉及妇女权益的事项，应当听取本单位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或者工会女职工委员的意见。

第八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应当做好妇女代表候选人的推荐、宣传工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一名以上的女性。

第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培养女干部，并按有关规定选拔和任用妇女担任领导成员。

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应当有计划地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女领导干部，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重视其推荐意见。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保障

第十条 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性在入学、升学、专业录取、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继续教育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规定限制性条件或者对女性提高标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学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在招生计划、费用收取、学籍管理、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保障贫困、残疾和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

对辍学的女性儿童少年应当及时做好复学工作。

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人为有困难的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就学提供帮助。

第十二条 学校应当进行男女平等教育，并根据女性儿童、青少年的特点，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女性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学校应当将青春期生理、心理教育列入教学内容，并根据女性青少年的特点进行生理、心理教育。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妇女的特点，组织开展有益于妇女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为妇女参加文化体育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教育、农业等相关部门应当根据城乡妇女的需要，组织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并鼓励和支持妇女组织、社会团体兴办适合妇女特点的职业教育事业，提高妇女的劳动技能。



第四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障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在录用、考核、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应当遵循男女平等的原则。用人单位在劳动制度改革或者精简机构时，不得歧视和排斥妇女，不得违反规定强令妇女提前退休，不得降低妇女的退休待遇。

用人单位的招聘广告不得有歧视妇女的内容。

第十六条 女职工依法享有特殊劳动保护的权利。

用人单位与女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当有对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条款。各级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在企业逐步推行女职工特殊权益专项集体合同制度。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女职工从事法律法规禁止或者禁忌的工作和劳动。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每年组织女职工进行一次妇科常见疾病检查；对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女职工，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检查时间视为劳动时间。

有条件的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组织当地妇女进行妇科疾病的免费普查。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单方解除与女职工的劳动（聘用）合同，变更女职工工作岗位应当征得女职工同意。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期限届满的，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聘用）合同，劳动（聘用）合同的期限应当自动延续至哺乳期期满为止。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完善和落实生育保障制度，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并为贫困妇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参加生育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保障女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生育保险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不得以男职工调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等为由，解除与其同在本单位工作的配偶的劳动关系。



第五章　财产权益保障

第二十一条 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任何人不得因女方无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少或者其他理由，限制或者剥夺女方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利。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结婚、离婚、丧偶为由，阻挠、强迫农村妇女迁移户籍。

第二十三条 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大会决议、村规民约和股份制章程中涉及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规定，应当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结婚后户口仍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

符合生育规定且户口与妇女在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子女，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享有前款规定的各项权益。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符合生育规定的农村纯女户家庭成员在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使用、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就业等方面的权益。

第二十六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在分配遗产时，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中，在同等条件下，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妇女应当给予照顾。

离婚、丧偶妇女有权依法处置本人的合法财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六章 人身权利保障

第二十七条 妇女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禁止下列行为：

（一）以恋爱、征婚、招聘为名或者用其他方式侵害女性；

（二）非法搜查妇女身体；

（三）拐卖妇女；

（四）其他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买卖女婴。

禁止谎报、瞒报女婴死亡、失踪。

第二十九条 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

用人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通过建立适当的环境、制定必要的调查投诉制度等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受到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有关单位投诉。

第三十条 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

禁止酒店、宾馆、酒吧、夜总会、发廊、美容院、洗浴等旅游、娱乐、服务场所诱迫、雇用、容留妇女从事淫秽表演、色情陪侍等活动。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强迫、引诱、雇用妇女利用互联网从事淫秽表演等色情活动。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上述行为提供场所或者其他便利条件。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保障

第三十一条 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禁止下列行为：

（一）重婚；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同居，妨害一方或者双方婚姻家庭关系。

第三十二条 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丧偶、离异的妇女有权再婚，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三十三条 禁止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伤害身体和精神的手段，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履行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职责，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

第三十四条 家庭暴力的受害妇女有权向公安机关、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妇女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请求保护。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任何单位和公民有权依法予以劝阻、制止，向公安机关举报。

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妇女组织和当事人所在单位在接到受害妇女投诉后，应当劝阻、调解；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应当及时制止，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家庭暴力受害妇女要求提供受害情况证明的，公安机关、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医疗机构等应当如实提供。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或者指定家庭暴力庇护场所，为遭受家庭暴力暂时不能归家的受害妇女提供临时食宿等帮助。

第三十七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不履行抚养未成年子女义务或者扶养无劳动能力的妻子义务的，子女或者女方有权依法追索男方未支付的抚养费或者扶养费。

第三十八条 夫妻居住的房屋所有权属男方的，离婚时女方因经济困难无房搬迁的，男方应当给予帮助。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帮助。

受害妇女提起诉讼时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查收集。

第四十条 对于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等妇女组织有权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复。

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有关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应当督促其依法处理，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职责的，可以建议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不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第四十二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由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等相关部门责令改正，依法处理；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以妇女婚姻状况变化等为由侵害妇女及其符合生育规定的子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合法权益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调解；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前款所述行为属于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害人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对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或者对申诉、控告、检举人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